宝黛的爱情故事，若削去神话的底色，遂与通常言情小说无甚差异，无非昵昵痴情，偶然醋意，冲突频仍，深心愈挚；一旦沦为悲剧，则惨凄宛转，生死别离，摧肝裂肺，天地黯然。很多读者读这段爱情故事，本就把书中的神话、诗词等略去，也无妨与人物同悲欣，为人物一洒泪，但此类态度和读法，与面对琼瑶女士的言情小说，估计别无二致。雪芹善写日常琐细情态，但他刻意为宝黛爱情冠以“还泪”的前世因缘，很值得我们做哲学意味的深思。也就是说，此爱情故事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了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还泪”的底色和前提，就决然与一般的言情故事有本质的区别。而其意义和作用，恐怕也不仅仅是所谓宿命论那样的乏味和单一。

　　探讨黛玉的还泪恐怕要长篇论述，这里从一个角度管窥，还要借助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的一段论述：“卖哭之用，不输‘卖笑’，而行泪贿，赠泪仪之事，或且多于汤卿谋之‘储泪’、林黛玉之‘偿泪债’也。孟郊《悼幼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又柳永《忆帝京》：‘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辞章中言涕泪有逋债，如《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等所谓‘还泪’‘欠泪的’，似始见此。”所谓卖哭、行泪贿就是把流泪当作逐利的工具，而人世间少见的则是“储泪”“偿泪债”之类的行为。汤传楹（卿谋）《闲余笔话》云：“人生不可不储三副痛泪：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方属英雄血泪，真事业，真性情，俱在此中，非复儿女情长执手涕泣比也。”这里的“储”其实是个形象化的说法，泪在心中，未必滴垂，且其话头口吻，乃文人一贯有之，并无甚创意。若作类比，则与雪芹更近，而非黛玉之属。至于孟郊、柳永所言“欠”“负”，皆在此生，而黛玉的泪债是前世的，这是绝大的不同，也是雪芹绝大的创意。

　　钱先生指出，雪芹所拟“涕泪有逋债”是辞章中始见的（钱氏一贯将小说视为辞章），其实又何止于辞章？有学者认为“因钱氏绍介，我们得以了解了黛玉泪债之渊源”，此说不准确。钱先生这一段的作用，恰不是介绍黛玉还泪的出处，而是突显了其独创性。

　　今生的泪债，基于今生情感的基础、交情的寄托，重在债的形成，不在债的偿还；前世的泪债，从今生的角度去审视，基于记忆深处或毫无记忆的命里注定，重在债的偿还，不在债的形成。今生的泪债，是一种难以割舍的记忆，有的已经无从偿还；前世的泪债，是一种生命根源中的动机，必以偿还为终生使命。黛玉的还泪，本无理智原因可言，神瑛用水灌溉，因为绛珠急缺的是水，绛珠偿还的却是泪，泪本不等同于水，况且神瑛或宝玉都不以水、泪为必需之物，更不知绛珠有此用一生泪水偿还的宏愿。故此还泪之举，全然是自发的、单一维度的、无逻辑的、痴情的，也正因此，才是不再求任何回报的、无条件的、高尚纯粹的、真情的。也许黛玉的一些表现在很多人看来达不到这层高度，但这也正是要把绛珠和黛玉放在一起审视的原因，若无绛珠，则黛玉的光辉大为减色。

　　也正因绛珠、黛玉的爱具有上述特殊的性质，所以她的爱情不是纯粹“欲望”的，纵使爱欲、被爱欲也是欲望的构成，但黛玉的爱与被爱，因为绛珠的底色与前提，就必然超越欲望的藩篱。这或许是雪芹的超越之处？

　　王国维曾化用叔本华的理论，用“欲望”来解读《红楼梦》的主旨，固然不足取。钱钟书《谈艺录》曾论其“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乃假设出若真正结合叔本华原著而可能产生的宝黛爱情的结局即“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说白了就是得不到时相思相慕，得到了就渐疏渐厌。钱氏此一假设确合叔氏理论，但也只能证明叔氏理论根本不适合《红楼梦》，若真是这种悲剧，就成了俗世小怨偶，即便脱了才子佳人小说窠臼，又与庸俗言情小说何异？

　　叔本华《性爱的形而上学》说：“既遂的恋情，收场不幸的恐怕比幸福的还多。”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姑且不论，只说既遂而不幸的爱情，其原因大概是厌倦、矛盾、误解等，而多数以欲望不能实现为总前提。欲望就是有条件的，爱与被爱彼此即互为条件，而一切情感只要有条件，就不全是无私的、纯粹的、博大的、可无限牺牲的。必须承认，这种无条件且不求回报的爱在世上本就存在，而黛玉的爱，因前世今生的设定，正该如此。

　　必须指出，钱先生虽依叔氏理论模拟出上述结局，但并不认可，他赞同现存后四十回的结局“更为切事入情”。但我们仍然觉得，正像有些红学家指出的，黛玉最后泪尽，是还泪的得偿所愿，不是带着无限的埋怨愤恨而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