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四大全球倡议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担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这些深植于五千年文明积淀的精神特质被充分激活，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发展与治理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一、全球发展倡议：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兼爱互利、和谐共生”等理念高度契合
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提升人类福祉的首要途径。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发展的历史性、规律性和实践性，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向在于生产力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凡有为之世皆以“富民强国”为施政核心：从大禹治水以兴农耕，到汉唐开拓丝路以通商旅；从宋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到明清重振漕运、鼓励手工业，历代王朝无不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置于治国理政的优先位置，从而为繁荣昌盛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实践表明，重视发展、惠及民生，是维系国家长治久安、实现文明赓续的基本规律。全球发展倡议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又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兼爱互利、和谐共生”等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对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凭借先发优势，通过殖民扩张、资源掠夺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完成资本积累。这一历史过程造成了长期存在的全球南北发展鸿沟。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失衡问题，积极呼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突出减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重点合作领域，致力于推动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的国际合作，致力于促进发展资源的公平配置与发展能力的普遍提升。这一倡议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主导、霸权驱动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化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性发展困境、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进步与尊严，最终都取决于其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倘若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安全便缺乏根基，文明交流便失去了物质支撑，治理秩序更难以稳定运行。作为四大全球倡议的逻辑起点，全球发展倡议明确将发展置于全球议程核心位置，不仅为破解全球发展失衡提供了系统性方案，也为重塑国际合作范式、重建多边主义信心注入了强劲的思想动力与实践动能。
二、全球安全倡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天下承平、协和万邦”等理念高度契合
安全是立国安邦的基石，是保障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生存、实现发展的首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安全并非某一国家可独占的绝对优势，而应是全人类共享的普遍条件。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合”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古人有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这些警世箴言体现了传统政治智慧对和平的珍视、对动荡的警惕以及对长治久安的战略考量。全球安全倡议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又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天下承平、协和万邦”等安全理念，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反对构建排他性军事同盟、推动集团对抗和地缘政治操弄，倡导通过平等对话与和平谈判化解矛盾分歧，尊重各国正当合理的安全关切，致力于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包容的国际安全新秩序。
历史和实践都表明，真正的安全只能建立在各国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基础之上，唯有通过合作与对话，超越零和思维与霸权逻辑，才能构建起超越个体利益局限的整体安全格局。全球安全倡议准确把握全球安全困境的根源，系统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如何实现共同安全”这一时代之问，为破解全球安全恶化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平安是人民幸福的生命线。”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没有安全的发展如同沙上建塔，难以持久；没有发展的安全则如无源之水，终将枯竭。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全球安全倡议将安全确立为发展与治理的前置条件，强调只有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全球发展倡议所追求的减贫、普惠、绿色转型等目标才有可能真正落地。反之，若任由冲突蔓延、战乱频发，再美好的发展蓝图也将化为泡影。
三、全球文明倡议：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等理念高度契合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来不是单一化、排他性的线性演进，而是在多元共存、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与前行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本质上是各民族通过交往、互动与相互塑造而逐步形成“真正的普遍史”的过程，不同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都以其独特贡献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任何文明的价值都不应被忽视或贬低。中华文明自古就倡导“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强调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处，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诸如“君子和而不同”“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等古语，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包容、注重调和、主张以对话化解分歧的文化基因与处世智慧。在全球文明倡议中，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多样性、平等交往与人类共同进步的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实现了深度融通与创造性结合。这一结合不仅彰显了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理解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文明冲突论”将文明差异简单归约为对抗根源，预设文明之间必然对立甚至战争，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加剧了误解、偏见与信任赤字，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思想诱因。全球文明倡议则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一狭隘范式，强调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与形态之别，倡导在平等、尊重、开放的基础上加强文明对话与合作，主张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隔阂，以文明对话消弭认知鸿沟，以人文交流弥合价值分裂。在四大全球倡议中，全球文明倡议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一方面，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供文化共识，防止合作因误解或文化排斥而中断；另一方面，为全球治理倡议注入人文温度，使国际治理体系不只是规则的博弈场，而是体现文明共生、价值共融的公共平台。在全球动荡变革加剧、意识形态分歧加深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超越分歧，为文明间的信任与对话搭建桥梁。这不仅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石，更是迈向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全球治理倡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法为治基、四海一家、和衷共济”等理念高度契合
当前，有效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全球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以及资本逻辑内在的扩张性与排他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法为治基”“四海一家”“和衷共济”的治理理念。《管子》有言：“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强调制度与规则是维系秩序的根本；《韩非子》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主张治理必须顺应时代变迁，体现现实需要。这些思想蕴含着对制度理性、公共利益和动态调适的深刻认知，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全球治理倡议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社会正义与制度变革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秩序、注重协调、主张“天下共治”的政治智慧创造性结合，系统回答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这一根本性问题，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系统性的中国方案，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描绘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制度图景。
随着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以及前沿科技迅猛发展对治理形态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全球性问题的跨国性、联动性和复杂性日益凸显。唯有通过深化国际合作，与时俱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改革与完善，才能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风险。若缺乏有效的治理安排，发展成果可能因规则缺失而难以持续，安全共识可能因机制缺位而流于空谈，文明互鉴也可能因制度隔阂而止步于表层交流。全球治理倡议将发展、安全与文明三大全球倡议所蕴含的理念与价值，转化为可操作、可延续、可监督的规则体系和组织机制，使道义主张上升为制度供给，让价值共识落地为实践路径。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四大全球倡议抓住了破解全球“发展失衡、安全恶化、价值冲突、治理困境”的关键和根本，其中发展目标牵引方向，安全条件筑牢根基，文明共识凝聚价值，治理机制提供支撑，构成一个以“目标—条件—价值—制度”为内在逻辑链条的完整体系。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让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更具时代适应力与现实引领力，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解决人类发展难题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作者分别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