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就不能绕开当年的紫竹林。紫竹林这一地名得之于清初修建的一座寺庙——紫竹林寺。当年，紫竹林寺前矗立着一座精致的牌坊，且伴有古树两株，寺内正殿三间，供奉观世音菩萨，两厢建有配殿，院内植竹种蔬，为津沽一处胜迹。

　　修订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的《天津卫志》和清乾隆四年（1739）的《天津县志》对紫竹林寺尚无记载。后来梅成栋编纂的《津门诗钞》收入梁洪（字崇此）诗十七首，诗后梅成栋加有按语说：“天津海河西岸有寺曰‘紫竹林’，在上园之南，相传天花和尚焚修其中，梁崇此先生赠之诗云：‘萍迹今初定，新修紫竹林。一椽堪挂锡，三径始关心。花色拈秋影，潮声落磬音。他年成胜地，若个不追寻？’”且又引张霔《天花道兄住锡紫竹庵，秋日携诸子过访偶成》诗和徐兰有关紫竹林寺的诗作。张霔诗曰：“荒山曾住惯，何况似村居？市远难沽酒，园多可种蔬。野人惊杖履，土壁饰图书。珍重相期意，高风慎在初。”徐兰诗曰：“住锡闻今日，招寻曲径通。当门双树老，照佛一灯红。泉汲天心月，葵烹爨下桐。镇山无宝带，清话海云红。”梁洪、张霔、徐兰都是康熙年间人，说明他们在世时，紫竹林寺已建。从他们三人的诗中看，该寺地处远郊，水田交错，杨柳成荫，环境幽雅，寺庙住持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天花和尚。

　　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津门保甲图说》第六图已明确标有紫竹林寺，并且标有高家庄、叶家庄、紫竹林村这三个村庄，可知清朝中叶紫竹林寺一带已发展为紫竹林村。清代著名诗人梅成栋《欲起竹间楼存稿》（清钞本）一书中即收有《沿海河独行 过紫竹林喜书所见》一诗。诗中道：“高柳绿围村，村烟接水痕；板桥通古寺，花圃背衡门……”该诗所描绘的“古寺”即为紫竹林寺，而那烟树野景则正是当时紫竹林村的绮丽风光。

　　紫竹林寺的具体地点当在今承德道、解放北路与吉林路之间的位置上。据英人雷穆森所著《天津插图本史纲》一书（写于1925年）的记述：“紫竹林这个村庄位置在海大道（今大沽路）上，也是法租界的西界。在威尔顿路（今承德道）上的法国市场的旧址上有一座紫竹林寺，其庭院内有几株竹子。”紫竹林寺以北有紫竹林大街，接近现今吉林路，西南则为“马大夫医院”（今口腔医院）。

　　近代以来，紫竹林声名鹊起。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开埠通商，以紫竹林为中心，方圆约950亩土地划为英、法等租界，紫竹林寺划在法租界内。晚清举人丁治棠曾四游紫竹林。光绪十五年（1889）元月初，他第三次游紫竹林时称：“出街消散，随喜紫竹林。殿三楹，大士金容，惟妙惟肖，天人具足。出饮天盛茶楼，人杂而嚣，解渴即归。复玩洋行，槐柳接荫，绳直矩平，大概与上海似，繁冶逊之，较前所见，踵事增华矣。”这时租界当局在这里大兴土木，筑路建房，设洋行、置关卡、建教堂、筑兵营、修码头，这些建筑都以紫竹林命名。紫竹林寺地处法租界中心，当时寺内曾设有“会讯公所”，租界地区的案件问题多在“会讯公所”内解决。紫竹林大街因靠近海河，水陆交通便捷，又处于英法租界交界处，引来众多城乡商贩麇集。来自农家的鲜活鸡鸭鱼、刚采摘的青菜等，每天拂晓经水路舟楫或旱路运抵市场。采买人员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交易火爆。许多洋行聚集在大街周边，客商来往频繁，客栈林立。

　　紫竹林并不显眼，但这个名称却在西方文献中叫得甚响，在一些文牍中，“紫竹林”几乎成了租界地带的简称，通常在口头上也以紫竹林与租界连称。一些西方人还将“紫竹林”作为天津的代名词。西人威尔弗雷德在其1933年撰写的《天津紫竹林》一书中，说紫竹林“先前位于一片烂泥和沼泽之中，外国租界就源于此，紫竹林陆路跨大沽（靠近直隶湾）35英里，距北京80英里”。民国时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也将这个名称收入，可见紫竹林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庚子之役”后，因建房拓路，紫竹林寺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法国市场。随着时代的变革，紫竹林地区（主要是靠近今天的解放北路一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当时的金融中心。一幢幢风格迥异的建筑，气势雄伟，充分显示出金融、银行建筑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