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无论是光未然还是郭小川，他们笔下歌唱黄河的诗篇，是要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流传下去的。

　　郭小川也写过黄河吗？是的，写过，且也是在抗战时期。郭小川在天津静海五七干校时期写下的《团泊洼的秋天》一诗里，深情地频频自称“战士”，这也并非虚指。他曾携笔从戎，参加过八路军，有过三年多的军旅生涯。这位走过北方的青纱帐和南方的甘蔗林的战士，最初的命运是因抗战而改变的。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日本军队攻占热河承德，就在家乡丰宁县沦陷的前一天，郭小川和家人乘坐骡车南下北平，他在那里开始读书生活，并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不久，郭小川离开北平，经天津大沽口乘船到烟台，又经济南抵达太原参加八路军，后在驻扎于山西的120师359旅政治部奋斗剧社工作，担任宣传科干事和政治教员。1939年10月，359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负责黄河河防，并警备绥德一带。这支部队的任务之一就是“保卫黄河”。这时的郭小川担任机要秘书，协助王震工作。直到1941年初奔赴延安，那一时期郭小川写了不少诗歌和短剧，多已佚失，现仅存诗七首，其中就包括在1940年5月写下的这首《我们歌唱黄河》。这首诗写作之时，《黄河大合唱》诞生刚好一年。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光未然携抗敌演剧队第三队，长途跋涉至陕西东部宜川县壶口镇圪针滩，从这里东渡黄河，河、船、船工和船工号子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撼。看惯了长江的诗人，被黄河的惊涛骇浪深深感染，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心中酝酿着一首长诗《黄河吟》。

　　1939年春天，光未然在吕梁晋西游击区坠马受伤，到延安二十里铺的边区医院诊治，再次渡过黄河。在延安他见到老友冼星海，此前两人曾在上海、武汉联手创作多首抗战歌曲，这时冼星海提议再度合作，光未然于是用时五天，把《黄河吟》改编扩充为八首歌词，四百多行。冼星海听罢词稿激动不已，又用时六天六夜在土窑里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八个乐章的谱曲。

　　1939年4月13日晚上，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演产生轰动效应，赢得满堂喝彩。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黄河大合唱》正式公演，冼星海现场指挥一百多人演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临现场观看演出。周恩来曾亲笔题词，给予演出高度评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自此，这部大型合唱套曲成为经久不衰的合唱曲目。

　　《黄河大合唱》是民族的音乐史诗，也是诗剧，因为它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它更集中了多种演唱形式：合唱，齐唱，男、女声独唱，对唱，轮唱，又有朗诵。它那充满深情又意境宏大的歌词，它那哀怨、愤怒，又夹杂着幽默乐观情绪、激昂铿锵万马奔腾气势的曲调，是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组合；它那壮丽的诗篇与乐章，是抗战文艺的代表作品，是中国合唱史上的不朽丰碑。

　　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首演之后，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离开延安奔赴前线。1940年5月，冼星海从延安出发前往苏联，就在当月，郭小川写就《我们歌唱黄河》一诗，副标题是“为绥德二百余人的‘黄河大合唱’演出而作”。

　　郭小川也加入到光未然和冼星海全情投入的这场浩大的合唱中来了。郭小川诗歌的特点是气高韵足，这首诗开篇起调即说：“我们在河边上住了几百代，我们对黄河有着最深的乡土爱，我们知道河边上有多少村庄，多少山崖；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浪头高，什么时候山水来。”大有先声夺人之势。

　　诗人又乘势高呼：“来呀，你们这和强盗厮杀的战士们，和浪涛搏斗的水手们，和土地拼命的农民们，大胆地跳上舞台……今儿这广大的黄河西岸是你的舞台，是我的舞台，是大家的舞台。”可以想见当时绥德这场合唱的盛况。紧接着诗中还有一句：“唱吧，你敲家伙，我道白。”即使是在延安的大合唱，也因条件所限只能使用自制乐器，如羊肠线、煤油桶、搪瓷缸和勺子等，诗中所说“敲家伙”中的“家伙”应指这些土乐器，而“道白”则是诗朗诵，《黄河大合唱》中有着大量的诗朗诵。

　　“我们唱出黄河的愤怒，唱出黄河的悲哀，让我们集体的歌声和黄河融合起来！”郭小川的这些诗句，明显就是对《黄河大合唱》的解读。诗人又在高呼：“唱吧，我们的歌声不叫敌人过黄河！”那个时候，歌声就是精神，就是力量，就是武器。

　　我至今也不知道，在绥德的这场合唱演出中，郭小川是演员还是观众？这都有可能，无论是在歌唱的队列之内还是之外，他都是全身心地融入其中，他都自豪地把歌唱者称为“我们”。即使是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认为《我们歌唱黄河》中的“我们”，也应该包括我。

　　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保卫黄河就是保卫中国，歌唱黄河就是歌唱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