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是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依托，体现着人们的法治观和价值观，决定着人们对于上层建筑的认知度和情感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忠诚度和使命感的统一，是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现实所需。

　　一、法治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规则文化，起源于人们对于规则的需要，成就于人们规则习惯的养成，是国家意志的法律表达，更是社会共识和全民公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讲也是一种规则意识，即各族人民在国家统一的规则体系之内平等无差别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次表现为一种民主文化，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文化，人民认可是规则合法性的来源，合法性规则又是人民认可前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应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现规范化、法治化，确保“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最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既追求真理也符合情理，既是人们的认知方式也是行为选择，只有在各族群众中树立起“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的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在各族人民群众心中真正铸牢。总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基本价值坐标，只有学法尊法信法守法，才能保障民族团结，实现长治久安。

　　二、法治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共生

　　历史同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各族人民不仅共同开拓了广阔的疆域，还一起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每个民族都以其独特的优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写了浓重的一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恰恰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不断融合中发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演进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从“自在”到“自觉”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从“车同轨，书同文”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再到“修其教不易其俗”，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像润物的汁液一样融会贯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树，像熔炉的薪火一般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多元结合而成。

　　理论同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人身依附关系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虚幻的共同体”，都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形成的“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治文化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社会主义赋予了法治文化以鲜明人民性，是确立真正的法治公平正义的现实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对合乎自身“社会意识”的内在要求，两者都坚持以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导向，体现的都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

　　现实同维：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更是专门规定了各族群众的权益，‌构筑了各族群众权利保障的宪法基石；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基本法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宪法的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了更强的法律实践可能。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趋势，适时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线，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境界；同时加强民族工作立法，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为补充的综合性法律框架，使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大大加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文化基因

　　发掘法治文化之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历史记忆，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史实资料、人物故事之中。整理编纂这些现存的散乱素材，形成以共同体意识为主轴的统一、全面、直观的系统性资料，是铸牢法治文化基因的前提性工作，是法治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准备性工作。

　　细化法治文化之形：法治文化的形式是承载文化观念的象征性符号，经过长时间沉淀，已经在人们心中形成具体化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召力。以“法治文化之忆”细化“法治文化之形”，并将最新的理论成果形象化，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宣传手段推送给各族群众，发挥法治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强化法治文化之效：“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各族群众是否依法解决自身的各种纠纷是评价法治文化之效的标准，强化法治文化之效的重点工作是打造法治文化建设品牌，加强普法宣传力度，畅通各级机关依法办事的渠道，引导各族群众树立依法解决纠纷的意识。

　　(作者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