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老藤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甚至无法把他的作品与东北文学视为同一类，粗粝悲情的文风在他这儿全然没有，反倒是大自然的清新醇厚叠加着尘世中人们努力生活的模样。他的长篇小说《草木志》不仅斩获“五个一工程”奖，更被视作“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的标杆之作。而我们对“乡村振兴”这个文学主题的讨论是从老藤说“我最喜欢虫子”开始的。

　　与老藤畅聊的几个小时里，感受到一位作家对大地的深情。他经常把自己切换成提问者，冷不丁问我一句：“你吃过江葱吗？”在我脑子里刚飘过一棵大葱的时候，他讲起江葱炖鱼特别香，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下口水。“你知道炊烟有五种颜色吗？”老藤又问在我的知识盲点上。他给我普及了一下，不同的柴火烧出来的炊烟颜色是不同的，这些烟在夕阳、朝霞中颜色变化得更丰富。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沉浸在曾经生活的一段时光里，他说小兴安岭的一块湿地是他作品中的“保护地”，湿地边上开满“钢笔水花”（鸢尾花），像一簇一簇蓝色的火焰，还有红蓼花、野百合花竞相开着，泡子里水鸟翔集。当他钓完鱼，扛着鱼竿往回走，顺路草丛里捡几个野鸭蛋，嘴里哼着小曲，看着村庄里飘起的炊烟。那一刻的幸福感深深打动着我。“你知道什么树的柴烧完没有烟吗？”老藤自问自答，给我普及植物知识，他说红柳枝干燥后烧起来是无烟的。紧接着，他停顿了一下：“人怎么能跟大地隔开，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在一个春天的上午，文学包裹在草木里，我们兴致盎然。

　　老藤的作品扎根东北黑土地，以乡土为纸，以草木为墨，勾勒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更以深邃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哲思，为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他典雅明证的美学风格，为粗线条的东北文学增添了温柔和细腻的色彩。他在用文学深耕乡土中国的精神原乡。

　　植物隐喻与乡村寓言

　　草木有情也更有智慧

　　一位连笔名都是植物的作家，确实跟自然紧紧相连。问及这个名字，他提到五指山的“过山藤”，那是热带雨林中的老藤，它能包裹住巨石，能缠绕大树，甚至能跨过一条小河横空长到对岸去。老藤说，这种植物有耐力、有韧性、生命还长。他还提及一种“老藤红酒”，用于酿酒的葡萄，它们的藤龄必须在35岁以上，葡萄藤的根系深入地下几十米。当看到虬曲苍劲的老藤，他想，创作的过程不就是酿造老藤葡萄酒的过程吗？于是笔名如人，“齐万物，等生死”，他说，把这一观念投射到乡村田畴，人们便会放低视角，来下乡村振兴这盘大棋，自然也就少了些居高临下，少了些想当然。老藤曾写过一篇创作谈叫《做万物之歌者》，他认为作家在写人有了审美疲劳之后，可以把笔触转向那些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这样会给其创作打开一扇别开生面的门。

　　中国古代称百姓为“草民”，意思是稼穑者如同田野上的植物，自然生长就是它的命理。老藤斟酌再三，把当时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依依墟里烟》改名为《草木志》。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老藤站在黑龙江畔那块他认为最美的沿江湿地边上，心里生出几多感慨。因为与湿地毗邻的一座村庄，几十年前人声鼎沸，如今已经十户九空，村子里不要说人，就连鸡、鸭、鹅、狗都见不到，村庄如同死去一般。这是他曾在村民家吃过野鸭蛋炒江葱的地方，那种别样的鲜味让他至今难忘。老藤在村里转了转，在闲置的村小学遇到一位穿着迷彩服、自称是守村人的大伯。他说村里加上他共有四位老年人，都是在城市里住不惯、自己回来的。村里小学撤并，孩子到市里上学，大人在那里买房子住，屯子自然就荒了。村民的地也都包出去了，承包人平时不用来，播种来一次，施肥、打除草剂来一次，收割来一次，一年开着车来三趟，“突、突、突”地农活就完事了。

　　老藤问老人为什么不走？他说自己留下来给村民看房子，房子需要有人经管，不然用不了几年就不成样子了。大伯掀起右侧衣襟，露出腰里挂着的一大串钥匙。他身上挂着21把钥匙，这是21户村民的家。老藤觉得这座村子将来不会存在了，走出去的年轻人也不会再回来。可大伯认为叶落归根，走出去的人到了时候自然就会回来，因为列祖列宗都睡在村东边那片坟茔地里。

　　与老人的交谈让老藤明白了一个道理，乡村的生机不在外部，而在于内心不死，就像其貌不扬的洋葱头，明明已经烂了几层，只要接触了湿土，仍然会长出绿色的葱叶来。在构思《草木志》时，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座村庄。

　　老藤写过十几种动物，也写过很多种昆虫，《草木志》则开启了他对植物的书写。在老藤眼里，每一株草木都了不起，草木有情亦有道，人类只要俯下身子去观察、去感受，就会发现草木的品格是多么的纯净、自然、高尚。

　　自然书写的文学实验

　　工作经历是最好素材

　　在《草木志》开篇的引子里，出现了一位白衣飘飘的年轻女老师，这位老师对主人公影响很大。老藤说，这位老师正是启发自己爱上大自然的生物老师原型。老藤就读的乡村中学很闭塞，物质也匮乏，学生每天灰头土脸，年轻女老师带他们观察自然变化，让他们保护生态，这样的理念在老藤心里深深扎下根。因为那个年代，很多人打猎，甚至动物园对动物的介绍最后一句都是“味道如何”。

　　上世纪70年代初，胶东半岛的主食以地瓜和地瓜干为主，地瓜虽好，但久食烧心的感觉很难熬，不得已，老藤全家就搬到了以小麦、玉米为主食的黑龙江松嫩平原。他说自己算是末代闯关东的人。他少年时很喜欢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看久了，也尝试着写了一组诗投给《黑河日报》，很快发表，这些青涩的小诗坚定了他的文学信心。他开始写散文、写文学评论。

　　伴随着写作，老藤的仕途也开始起步，从股长开始，经历过二十多个工作岗位。他在五大连池工作了八年，先后在文教局、组织部任职，后来担任市委办公室主任。在旅顺工作了十四年，先后担任过区委办主任、区委宣传部部长和区纪委书记等职。这些经历对于老藤来说太重要了，他的长篇小说《北地》《北障》《战国红》都是工作经历的折射。《北地》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主人公担任过十几个领导职务，如果没有多岗位的工作体验，他很难完成这部作品。2002年，老藤到辽西的凌源市挂职任副市长，十七年后，这段扶贫工作经历沉淀发酵，当他动笔创作《战国红》时，就有了水到渠成的感觉。

　　或许是年少时那位生物老师在他心里播下的种子，老藤在小说中写了很多动物的传奇。比如《北障》中的瘸腿狐狸和猞猁、《黑画眉》中的驴、《北地》中的狍子、《青山在》中的白虎和貔子、《熬鹰》中的青鹰和风鸢、《扎汉宫》中的白狐狸、《远东第一犬》中的警犬、《野长城羊事》中的山羊，都充满灵性和神秘感。老藤以文学的方式构建起神奇莫测的大东北自然志。而在《草木志》一书中，他将人和草木互喻，将东北草木的特征和东北乡土人物的性格相对照类比，呈现了东北大地上人与自然的浑融。小说中，东北大地上的草木不是风景和闲笔，而成了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物也成了东北大地的风景，通过这样的书写，大地和人物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和自然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

　　现实与历史复调叙事

　　让小说结构充满张力

　　对自己的作家身份，老藤有着明确的定位：题材开拓、思想探索、手法创新，同时还要给读者带来启发和心灵上的愉悦。这标准挺高的，但在老藤这儿似乎路就该这么走，绝不重复。于是读者能看到：“在北大荒苍茫的柞树林间，绿宝、雄蚕蛾、狼蛛——三位‘快手’猎人，与村花田娥的命运相互交缠。当蚕场在时代洪流中飘摇，他们的选择与蜕变，也恰似柞树林中的蚕虫，吐尽一生丝，终成茧中蛾……”这是《天虫》中的文字，人与昆虫在某种时刻互喻；到了《刀兵过》，老藤讲述了自清末至改革开放初期，酪奴堂医馆两位具有儒家理想道德人格的乡贤的人生遭遇；而《铜行里》讲述的是铜匠们在现代中国的百年传奇，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奉仁尊礼、义薄云天的志士群像；小说《北爱》是在中国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之际推出的，他在小说情节里设计了十幅画，瞬间让文学与科技共舞，读起来不生涩、不突兀。

　　老藤说最近他创作的一部小说是写AI（人工智能）工程师的，主人公研发智能机器人，但机器人开始不听其指令，甚至要反噬人类，这让工程师陷入焦虑和恐惧。医生建议他到大兴安岭森林中换一种生活方式，工程师在这里向自然、向传统文化学习，最终找到了治愈焦虑和恐惧的解药。

　　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探索结构的艺术，试图在帮助读者发现他们没看到的内容——写飞机制造，他就在“沈飞”采风；写司法题材，他就经常与检察官交流。老藤认为，只有开拓了生活，才有题材上的开拓，作家不能总重复自己。他觉得很多有价值的题材写都写不完，作家在增加文本厚度的同时，需要增加阅历的厚度，闭门不出光靠想象是写不出反映时代特征的好作品的。

　　热爱自然的老藤也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他在从沈阳回大连的火车上写出了《孔子另说》，深入浅出地对儒家学说进行阐释和辩驳，汲取精粹，摒弃偏见。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的头脑像永不停歇的齿轮，不停旋转之后又有了新的创作题材。

　　他讲起前不久去贺兰山黑石峁，在光秃秃的山上看到巴掌大的一簇野花，花上竟然飞来一只蜜蜂，体感温度依然很冷，蜜蜂怎么就知道这有花朵，它从哪儿来的呢？老藤说，这就是自然之道。

　　老藤的创作轨迹犹如一部东北编年史。《北地》以三代拓荒者勾勒新中国建设史诗，《北障》在猎人与山林的对抗中探讨生态哲学，《战国红》将扶贫叙事升华为信仰寓言。而《草木志》的诞生，标志着他完成了对乡土文学的范式革新。

　　打破“人非草木”的传统认知，以“草木若人”重构叙事伦理，这种尝试被评论家王卫平称为“新乡土叙事的语言学革命”。老藤说：“作家的笔是鼠标、犁铧、号角，更是棱镜。”在小说《草木志》这面棱镜中，我们既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复杂光谱——历史与现实的纠葛、生态与发展的博弈、外来与本土的角力；更照见一位作家的精神跋涉：从儒家士人的济世情怀，到生态主义者的文明反思，最终抵达“万物之歌者”的文学境界。当城市化浪潮席卷乡村，老藤以笔为锚，将文学的根系深扎于黑土地，为时代留下了一份兼具诗性与思辨的乡土备忘录。

　　老藤访谈

　　乡村振兴的生态观照

　　带读者回到精神原乡

　　王小柔：您的小说经常用到多重叙事的手法，历史和现实双线并行，为什么如此写作，能否从技法和艺术层面解释一下？

　　老藤：作家要会灵活“变焦”，村庄、驿站文化、君子文化和现代社会交融。举个例子，塔头俗称塔头墩子，是北地沼泽一种高出水面的草墩，据说它们寿命长达10万岁，看似普通的塔头，上面站过谁、落过什么飞鸟、经历过几多风吹雨淋，一概无法知晓。但可以肯定地说，秦时明月照过它，汉时秋风拂过它，肃慎、女真的马蹄踏过它，历经千年万年依然生机不减，越长越高，柔软的躯体充满了钟乳石般的坚毅。塔头的生成是时间沉淀与积累的结果。沼泽地里各种薹草的根系死亡后又生长，再腐烂，再生长，周而复始，长年累月便形成了腐殖质层——如果连片，就是恐怖的漂筏；如果独立，就长成了塔头。植物能将古今相连，它比作家懂得叙事的艺术。

　　王小柔：您觉得人和植物之间有什么关联？

　　老藤：对动植物没有尊重的人，内心不会柔软，也不会和人好好相处。我觉得植物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情感。我们小区有一棵杏树，有一年开的花特别明艳，结了满树的大杏子，特别甜。这原本是多好的一个景色，但人们有的拿棒子打，有的折枝，甚至一个收废品的大爷还用一把特别钝的斧子砍下来一根枝杈，放车里拉走了。我很伤心，估计杏树对人也很失望，所以从转年到现在，每年它只开很少的花，结小小的果实。植物也有灵性，我写了篇文章叫《杏树的脾气》。人应该对大自然有一颗感恩、敬畏之心，切不可以胜出者自居。

　　王小柔：大自然教给人类很多。您认为对于自然界，作家担负着什么责任？

　　老藤：我觉得，一名优秀的作家，应该同时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不能总拘泥于已有的思考，要有新的发现、新的思想意识。作家要守正创新，努力去开阔自己的视野，深入基层体验生活，这样才能激发创作上的进取心。在生活里设立阶段性目标，写出对这个时代人民有价值的作品。

　　王小柔：您觉得AI时代来了，对作家和读者的影响是什么？

　　老藤：AI势不可挡，作家必须面对。孟子曾说“万物皆备于我”，AI肯定会淘汰一部分重复性工作，它取决于计算和“投喂”，在大数据库里没有素材时，它会枯竭。人机博弈的时代，作家必须靠独立原创，来赢得一个身位。它只会已有感觉的表达，不会有新的创造性表达，我认为AI还替代不了真正的小说家。AI写的文学作品不值得深读，但有些读者并不知是出自AI，所以大众阅读的审美水平很有可能被拉低。文章是一个人的内心感受，一个作家一个风格，AI会模仿，会华丽地造新词，但没有“活人感”，最多也就是给人提供思路。（图片由老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