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辞令是指国与国在一些重要交往场合中，所使用的应对得体的言词、话语，是体现一国的对外政策、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外交辞令讲究委婉含蓄、彬彬有礼，言近旨远、辞浅义深，刚柔相济、恪守立场，充满机智与风度。古往今来，一些经典的外交辞令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人击节称叹。

　　烛之武妙语退秦师

　　公元前630年，郑国因两段旧怨得罪了晋国，晋文公联合秦穆公发起围剿、攻郑之势。年逾七旬的郑国“三朝老臣”烛之武临危受命，在强弱对峙的战争边缘态势下，挺身而出，妙语退秦师，处于弱势的郑国得以转危为安。

　　彼时，烛之武抓住秦、晋发动战争的原因是“无礼于晋，且贰于楚”，只身去游说秦穆公：“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短短几句话，就劝退秦师，化解了郑国的战争危险。

　　剖析烛之武曲折委婉、跌宕开阖的“外交辞令”，可以发现，他主要是通过五个步骤，表达了五层意思。

　　一是“投之以诚”，采取欲扬先抑、以退为进的策略，坦言郑国“知亡”，示弱而避其锐气，满足强敌的骄横心理，为说服秦穆公奠定了基础。二是“说之以理”，解释“亡郑”对晋国有利，而对秦国无利，通过权衡利害，达到动摇秦穆公的目的。三是“诱之以利”，采取换位思考，替秦着想，以利相诱，从正面说明“舍郑”对秦穆公有益无害。四是“附之以据”，引史为例，阐述晋国不可信，以此挑拨秦晋，拉拢秦穆公。五是“申之以患”，依托推测，极言晋国贪得无厌，未来势将威胁秦国安危，借此离间，瓦解敌方盟约。

　　烛之武不卑不亢，有胆有谋，其“外交辞令”含蓄而畅达，文约而意丰，辞婉而理骋，谦恭而有理，富于穿透力和震撼力，秦穆公最终豁然开朗，与郑国结盟，并撤军而去。烛之武精彩绝伦的“外交辞令”，不仅收到了挽救郑国危亡、化干戈为玉帛的成效，体现了他无与伦比的口才和智慧，而且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让后人感受到在复杂局势中，“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语言魅力。

　　吕相词锋犀利绝秦书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既是近邻，又有婚约，交往频繁，但是彼此关系非常微妙，因为政治利益，有时友好热络，有时兵戎相见。其中，吕相使秦致书，是春秋时期诸侯之间颇为精彩的外交活动。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即位后，与秦桓公商议在令狐会盟，双方派出大臣签订合约。但是，秦桓公担心晋国强大了会撕毁盟约，于是联络晋国北方的白狄部落攻打晋国。

　　公元前578年三月，秦晋相互猜忌，彻底交恶。晋厉公召集中原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国君，朝拜天子周简王，述说秦国无故背盟、联合狄人偷袭晋国，请周天子主持公道。四月，晋厉公派遣外交大夫吕相以“主使”之名，携带精心准备的“绝交书”出使秦国，陈述意见，提出抗议，指责秦国的不义之举。五月，秦桓公宣布和晋国断绝盟约后，晋厉公率军出征，指挥诸侯军队攻打秦国，秦晋之好从此变成了秦晋绝交。

　　吕相又名魏相，是晋国大将魏锜之子，擅长外交。《吕相绝秦》上溯源流，下及当世，以犀利无比、无懈可击的逻辑词语，从秦晋交好说起，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的往事，以盟誓明确两国关系，用婚姻加深两国感情。再到两国关系越来越差，秦国撕毁盟约，联合白狄部落攻打晋国，引发争端。吕相避重就轻，谴责秦国“君又不祥，背弃盟誓”，把两国从姻亲之国变成反目成仇的死敌的原因，以及数十年来发生的龃龉和战争，都归咎于秦国的背信弃义、不守信用，为晋国伐秦、消除伐秦行动背后的道义隐患，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吕相绝秦》全篇未说绝交二字，但处处有绝交之意。而秦人在听了吕相强词夺理的外交辞令后，怒不可遏，但又不得不佩服和赞叹吕相的机智、才华、文采与口才。

　　《吕相绝秦》结构严整、步步紧逼，彬彬有礼、刚柔相济，词锋犀利、委婉谦恭，兵戎相见之际不失温文尔雅之态。虽然言语中真假掺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文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的先河，《吕相绝秦》也因此被视为后世的檄文之祖。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即誉之为：“吕相绝秦书，虽诬秦，然文字自佳。”

　　曹操挟天子下战书

　　三国时期，曹操在赤壁之战前下战书给孙权：“孤近承帝命，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则记载为：“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曹操在战书中，先是表明自己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我是奉皇帝的命令前往讨伐有罪之人，即人们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开始就直接将对方置于政治的对立面。接着，表明自己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因为双方实力悬殊，我们的战旗刚指向南方，刘琮就把自己捆起来投降了，荆襄百姓也纷纷归顺，从侧面给予孙权强大的军事威慑。随后，表明自己统兵作战的实力：率领百万大军奔袭而至，欲与孙将军在你老家东吴打猎玩玩。最后，进行政治诱惑：向孙权示好，许以优厚条件，提出了连孙伐刘、平分战果、永结同盟的外交意见。而所谓“共伐刘备”，实质上暗指并吞东吴的政治意图；所谓“会猎于江夏”，亦意在吞并东吴。

　　寥寥几十个字，既无嚣张气焰，也无威胁恐吓，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然而字字惊心动魄，以致东吴君臣接到战书后，“莫不响震失色”，让人感到狂风暴雨似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令人窒息。曹操的“外交辞令”，词锋犀利，暗藏锋芒，分析其含义或潜台词，内涵丰富而又威慑霸道，令人不寒而栗。

　　周恩来睿智巧妙答记者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各国都以不同的视角注视着新生的共和国。

　　有一次，在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对外方针政策后，周恩来总理开始回答各国记者提问。一位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言下之意是中国太贫穷了，语气中满是讥讽。面对这一充满恶意的提问，周总理严肃地回答：“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听到总理的回答，全场愕然，鸦雀无声。周总理随后从容地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的十种主辅币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是由全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货币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语惊四座，大厅内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总理的巧妙回答而深感折服。

　　1960年4月下旬，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了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领土的？”周总理回答：“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印方却说：“时间太短了。”周总理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中国的元代距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700来年与100多年哪个历史长？”周恩来通过“700来年”与“100多年”的数字比较，以雄辩的事实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至极。

　　这两则故事充分表现了周恩来总理作为杰出外交家的政治智慧和儒雅风度，精妙的回答更体现了他个人的卓越才华，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高度自信。

　　新中国严厉警告入侵者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代陈汤这一慷慨激昂的外交辞令，体现了泱泱大国的襟怀、风范，以及刚柔相济的精神内核，震古烁今，传颂千年。与之不分伯仲的外交辞令“勿谓言之不预”一语，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向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发出严厉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土任意被印度侵占，决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人员惨遭杀害！是可忍，孰不可忍！”结尾处更是点明：“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同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印自卫反击战，我驻边部队历时一个月全歼入侵印军，并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九十余个据点，结束了中印边境冲突。

　　“勿谓言之不预”意思是说，现在把话说在前面，以后不要说没有跟你事先讲过，出了事情你别后悔。此语内涵丰富，警告意味浓，震慑性强，通常在“关键时刻”表达本方最后态度，提醒对方三思而后行，可视为“最后通牒”。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曾数次使用“勿谓言之不预”的外交辞令，充分显示中国政府“不挑事，也不怕事”的外交底色，以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外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