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因一篇《醉翁亭记》而文扬天下、名扬天下。后世有唐恪者，于宋徽宗宣和初年（1119）出任滁州太守，欲借欧阳修之名而扶摇直上，乃在醉翁亭不远处另建一亭，取名“同醉亭”，并创作一篇《同醉亭记》，“大书刻石”，将文章刻石立碑，也指望文扬天下、名扬天下。不想这样大费周章后，结果却东施效颦，不但其“亭”寂寂无名，其“文”亦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南宋徐度将其事记载于《却扫编》一书中，唐恪果然“名扬天下”，不过留下的却是千年的话柄，徒增笑耳。

　　为何适得其反？这是因为任何一段文人佳话、任何一篇千古文章，既是智慧的结晶，更是遭遇的反映，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修之所以写下《醉翁亭记》，正是因为其经历“不平”所致。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得罪了当时不愿意推行甚至结盟阻止新政的一大批因循守旧的权贵，他们将范仲淹排挤出朝后，又借欧阳修甥女张氏（欧阳修妹夫前妻之女）与男仆通奸之案，诱逼她检举欧阳修曾与她有过偷情事，虽然后来案无实证，且是张氏屈打成招的结果，但毕竟关系人伦纲常，道德准则，所以迫使仁宗解除了欧阳修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的要职，将他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

　　要知道，其时欧阳修还不到四十岁，年纪既轻，而又文名远播，政声烜赫，关键是此时他极得仁宗欣赏和信赖，倘无意外，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可就在此节骨眼上被弹劾、被诬陷、被贬谪，尤其这还是皇帝的旨意，对于欧阳修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而且这种诬陷和委屈又不能自辩，因为辩之反而越描越黑，无异于自取其辱。

　　于是，贬知滁州第二年，痛定思痛的欧阳修写下了这篇表面看似自得其乐的《醉翁亭记》，来表达内心的豁达，希望以这种豁达的姿态来证明“不伦之罪”的子虚乌有。但我们细读全文，不难看出表面的快乐，难掩欧阳修内心深处的悲凉，故有人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这些语句，“直有长歌当哭之意”。这就是文章的高明之处，也是欧阳修“文扬天下、名扬天下”的原因之一。

　　每一篇好文章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唐恪无此“特殊经历”，却想成其“特殊声誉”，结果自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尽管唐恪为人所笑，但天下好名者多矣，步其后尘“效”欧阳修之“颦”，奢望枝附影从而扬名立万者仍不乏其人，薛嗣昌便是其中之一。

　　1048年，欧阳修调任扬州（今江苏扬州）知州。“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扬州寺多，尤以始建于南朝的大明寺最著名。任职期间，欧阳修在大明寺西侧辟地建了一个供人游憩、雅集的场所，曰平山堂。

　　平山堂高立于蜀冈之上，驻足堂前，长江之南群山起伏，尽收眼底，似与栏槛平，故名。南宋叶梦得称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欧阳修亦说此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

　　平山堂建好后，欧阳修又在堂前亲手种下一株垂柳，春风骀荡，枝叶婆娑。

　　一年后，欧阳修移知颍州（今安徽阜阳），百姓感念他在扬州的德政，将这棵柳树亲切地称为“欧公柳”。从此，平山堂与“欧公柳”相映成趣，引来游人如织，经久不衰。

　　1056年，时已调回京师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的欧阳修，得知好友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出任扬州知府，特置宴为其饯行，并满怀深情写下一首《朝中措·平山堂》的送别词。词曰：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词中既表达了对履新好友千叮万嘱的真挚友情，又体现了他对平山堂前亲手植下的那株风姿婀娜、枝叶婆娑垂柳的深深眷恋。

　　扬州因欧阳修而有了平山堂、有了“欧公柳”、有了大明寺中最具文化气息的诗意胜景。之后，梅尧臣、苏轼、秦观、叶梦得等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先后奔赴扬州，怀着朝圣的虔诚，在平山堂前、“欧公柳”下盘桓流连，诗意喷发，留下了一首首精妙诗词，一篇篇秋水文章，还留下了许多文坛佳话，苏轼词中便有：“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足见欧阳修的影响之巨。

　　欧阳修去世后，他那如日中天的文名和平山堂前文坛佳话的美好，又引来一位荒诞不经的“效颦者”。据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记载，北宋徽宗时，薛嗣昌出任扬州知州，他到扬州后，没有关注欧阳修曾经的德政民心，却对平山堂、“欧公柳”的巨大声誉艳羡不已，特在“欧公柳”的正对面种下一株垂柳，自吹自擂标榜为“薛公柳”。可惜薛公与欧公相比，才华判若云泥，政声亦相去霄壤，所以此举被老百姓嗤之以鼻，薛嗣昌甫一离任，老百姓随即就将“薛公柳”砍掉，当柴火烧了。

　　可见，没有货真价实的才气，缺乏为民造福的真诚，单靠“效颦”是效不出一个“文章太守”“一世文宗”来的。后来者不明就里，妄图虚名，每每成了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