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的好友处得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就要出满3000期了，希望我能写篇文章助兴。一份报纸的文艺副刊能够出刊3000期，值得庆贺。为此，我想到了与天津一些难忘的缘分。

　　提起天津话题多多。我记得从军云南的时候，空军有一批天津的战友曾经和我一起住在野战医院里，有一位战友比我小几岁，但是热情活泼，而且擅长武术。我在住院期间专门向他学习了一通少林长拳，可惜很快这套功夫就被忘到了脑后。探亲回家的时候，这位战友还专门让我到天津他的家中探望了一下他的父母，还有他在北京无线电厂工作的哥哥。他哥哥的厂在酒仙桥，我记得当时我骑车骑了好一阵，那是一个保密工厂，我终于见到了这位战友的哥哥，也看到了酒仙桥保密工厂巨大的规模，只不过现在它已经变成了艺术高地“798”了。

　　之后到天津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我由部队转业到了《文艺报》，我曾与吴泰昌同志一起去看望孙犁老前辈。在孙犁老前辈朴素的住宅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同行的泰昌和他很熟，在聊起文坛往事的时候，泰昌悄悄地拿出录音机放在了桌子上。我看到那一刻，孙犁老前辈的眉头皱了皱，他好像不太喜欢录音，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那次采访我记得还探视了袁静、鲁藜等几位天津的文学老前辈。

　　后来我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天津的少年宫请我和孙幼军去为一帮孩子们讲儿童文学。孙幼军是童话大家，讲童话时妙趣横生，我讲的是儿童诗歌创作。记得那时候天津的孩子们热情又可爱，在分手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还送了一本她珍藏的书给我，这是一本童话书，名字叫《戴帽子的猫》，我至今还记得送书给我时那个小女孩亮晶晶的眼睛。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办有“儿童文学作品专版”，是由臧克家先生题写版题，约为每月一期，责任编辑宋曙光热情约我写过儿童诗，从此结下诗缘。

　　以后还有若干次出差天津的机会：天津日报社举办孙犁老前辈雕像的落成仪式，我代表中国作协出席了；天津举办过几届天津诗歌节，我也都参与了。那个时候，我北大作家班的女同学女诗人孙桂珍，笔名伊蕾，就居住在天津，而且她还办了个私人博物馆，把她在俄罗斯收藏的一些著名画家的油画展示给我们看，那都是一些世界级的珍品。

　　我记得曾任天津市作协书记的张洪义，是在内蒙古阿尔山插过队的，他性格爽朗，热情洋溢，他曾无数次邀请我们到他生活过的阿尔山去参观访问，因为他是阿尔山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可惜在他生前我一直没有完成或者兑现去阿尔山访问的诺言，直到去年才真正到了阿尔山，到了那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

　　关于天津还有一段往事，我十几年前在国防大学读战略研讨班的时候，我的班长董将军是当时的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他曾经带领我们一个班的同学访问过天津，参观过天津几个著名的景点，天津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

　　对天津记忆最深的应该是2004年，张立昌同志当时是天津市委书记，他的沧州老乡有王蒙先生。有一天，王蒙先生认真地跟我交代任务，说洪波，张立昌书记希望中国作协组织一个中国作家采风团去看看天津。王蒙先生爽朗地说，你要组织好了我来当团长。就这样，我们迅速完成了一次中国作协赴天津采风团的组团任务。我带队到了天津，也见到了张立昌书记，他专门领我们去他工作过的大无缝钢管厂实地参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只可惜答应给我们当团长的王蒙先生，那时正好患了痛风，但是他仍然坐着轮椅被人推着参加了我们的采风。我们到了杨柳青，看到了独特的天津风情，那个时候，天津已经离上世纪70年代我去战友家时有了巨大变化，因为这期间经历过引滦入津，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体制改革，所以天津的变化几乎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天津人热情好客，说话幽默，但是天津的口音一直让我感到有些与众不同。终于在一次和天津作家朋友肖克凡的交往中，他解答了我的疑惑。他说，天津话既不属于北方方言，又不属于南方方言，是因为当年李鸿章的淮军驻防在天津一带，士兵们都是安徽口音，所以说天津口音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安徽的方言。肖克凡这么一解释，我才顿时恍然大悟，知道了天津为什么有那么多精彩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和相声大师，这应该是一个南北语言混杂的特殊高地，并且融合出各种滋味的一座神奇的城市。

　　天津有小站稻，天津有十八街大麻花，天津有狗不理包子和沙窝萝卜，天津还有很多引人垂涎的美食。每次到天津就想起我的岳母，一个少女时期从天津走出来的八路军女战士对她家乡的回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津和我是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啊。这里面当然也有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缘分，我在这个版面上发表过诗歌、散文，记得建党百年时，我还写过一篇《心香一瓣祭麦新》。在它迎来3000期纪念之时，谨寄上我的祝贺与敬意！

　　本版题图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