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清晨，解放天津的炮声已经远去，长达40天的攻城战役结束，城市一片冷清。枪声甫停，居民们纷纷涌出家门，相互传告“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这三个字，表达了人们对于战事终结的喜悦，也表达了人们对于旧时代终结，新时代到来的喜悦。

　　我躲在楼下憋了几十天的烦躁，立即云消雾散，我匆匆跑出院子，随着人流奔向大马路。听早出来的市民说，先头大部队已经往“下边”冲过去了，城里已经解放。“下边”就是原来的租界地一带，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还没有投降。我真想去“下边”看看，但是听见还有远远的枪声，心想算了，还是等着胜利的消息吧。

　　就在此时，街上有吆喝声传过来：“《天津日报》！”奇怪，天津只有《国民日报》《益世报》，怎么突然有了《天津日报》？原来的《益世报》报馆在“下边”，解放军还没到“下边”，《天津日报》怎么就印出来了？后来知道，是报馆工人接到纸型后加印出来的，天津解放后第一批投入生产的工人，就是天津日报社的印刷工人。

　　随着市民们一起，我立即跑去抢到了一份《天津日报》。报纸是四块版面，第一版上印着领袖照片，第二三版有军管会通知等各种消息，第四版是副刊。人们一边看报，一边往家跑，好把这份报纸拿给家里人看，我也是把报纸拿回家的第一人。我才跑回家，叔叔、哥哥们也相继跑了回来，带着他们抢到的《天津日报》。《天津日报》创刊号，我家至少有了四五份。

　　自此，每天早晨，我早早地跑出家门去抢新出版的《天津日报》，后来有了订报，就可以在家里等着看报了。我自幼喜欢作文，开明书店有一个小刊物叫《开明少年》，我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自从有了《天津日报》，报纸上的副刊就成了我投稿的地方，最先投的小文章只是一种自命不凡，远达不到发表水平，实际上就是给编辑添麻烦。好在那时候报刊编辑对于来稿都非常重视，每次投稿被退回来时，都有编辑们写的退稿信，信中先是肯定你的热情，再说明没有被采用的原因，并指出文章的缺点。就是在这种给编辑找麻烦的过程中，我逐渐提高了写作水平。

　　后来我到师范读书，看过一部电影后颇受感动，信手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天津日报》副刊。几天后，在学校图书馆看报，大吃一惊，我本来没抱任何希望的这篇小文章，居然在《天津日报》副刊发表了，这一下，学校轰动了。一个同学告诉我，校长要你去办公室。我想，这几天我没捣乱犯纪律呀，去就去吧。进了校长办公室，我鞠躬立正。校长看看我似是笑了一下，只说了一句话，回去好好上课听讲。我答应一声，又鞠躬出来了。因为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我收到《天津日报》聘我为通讯员的小卡片。报社送给我一个大笔记本，还经常赠送我电影票，新电影《八女投江》，我就是在美琪剧场看的。我在报社听过黄松龄先生的报告。听报告的时候，有人看到了我的那个大笔记本，很是让我骄傲了一回。

　　上世纪50年代，《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两大贡献在中国文坛引起反响，一是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其中许多人写出了精彩作品。作家阿凤的散文成为新文学散文创作的重要篇章，同时代的工人作者也写出了重要作品。这一代工人作者都是我的好友，他们是中国新文学历史的一个重要创作群体。第二就是由孙犁先生培养扶植起来的河北乡土青年作家，后来被称为“荷花淀派”的作家群体。这些青年作家尽管后来受到不公平对待，但文学新时期之后，他们成为重放花朵的一代。

　　原本，我也属于第一代青年作家之列，只因我受到运动株连比他们要早，所以直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拨乱反正，我在工厂的处境开始好转，我由一名车间勤杂工，被调到工厂生产管理科室做生产管理工作。拨乱反正的暖风吹醒了我一直坚守的文学梦，提早回归的同时代文友，也都鼓动我开始文学创作。于是，我在许多“问题”依然缠身的境况中，偷偷地开始了文学写作。1980年8月，我把两首短诗投寄给《天津日报》文艺部，我知道，在那个年代，报刊选用文学作品前，要对作者进行政审。出乎意料，一天早晨，我打开《天津日报》，居然看到“文艺周刊”发表了我的那两首诗，当时我真为“文艺周刊”的编辑担心，你们不怕“犯错误”吗？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是当时的编辑宋曙光先生从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稿并立即送审，由“文艺周刊”主编李牧歌签发后刊登出来。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我的诗作，反响很好。朋友们来信和我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友谊，鼓励我写出更多的作品。自此，我放下思想负担，开始文学创作，写出了后来的《无名河》等诗歌。《天津日报》的老朋友邹明先生，约我将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写出来。不久，我将一部长达几万字的回忆录送交邹明，他看后呈交《天津日报》总编辑石坚。石坚同志审阅后，批示可以发表，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艺》（双月刊）上的长篇回忆录《十劫须臾录》。文章发表后，许多老朋友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慰问。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学习小说写作，并受到朋友们关注。《天津日报》的宋安娜女士邀请滕云先生和我，为此做过一期颇有影响的“津味小说三人谈”专版，在《天津日报·文艺评论》版刊发。文章首先肯定了我的以天津市井人生为背景的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津味文学的理论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日渐成熟了津味小说的生存发展土壤。应该说，津味小说是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起步的。

　　这种创作与评论面对面的交流，是对我的津味小说创作一次有力的触动与鼓励。随后，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连续发表了多篇描写天津地域、人物、事件的津味小说，颇受好评。天津有志于津味小说的作家大有人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倡导和推动，使津味小说写作队伍不断壮大，几年时间，培养了许多津味小说作者，我本人更是这支写作队伍的重要成员。宋曙光先生还组织过多次津味小说征稿活动，促进了津味小说的发展，《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成为刊发津味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

　　时至今日，我从一个投稿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重要作者，几十年的光阴结下无比深挚的情谊。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出刊3000期之际，我回想自己的许多诗歌、散文和小说，都是发表在“文艺周刊”上，并与几代编辑成为朋友，这是我的幸运。《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是看着我成长的，我更是看着 《天津日报》长大成人的。一个人和一份报纸系结着一代人的命运，一个人和一份报纸见证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我和《天津日报》的深厚渊源，见证了我一生的生活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