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关于天津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早在清乾隆四年（1739），天津道陈宏谋为《天津县志》作序时说：“津邑特肇端于卫，卫则肇端于海津镇，元以前窅无可考焉。即自前朝设卫而后，亦只为军勋屯占、漕粟估盐之地，非有声明文物之可观。”原籍扬州的天津诗人王又朴也认为：“其俗尚勇力而椎鲁不文……以故好学能文之士，数百年卒无闻焉。”纪晓岚为蒋诗《沽河杂咏》所作序，亦持相似论调。到了清代后期，陈宏谋等人的观点不再成为主流。道光年间的天津诗坛领袖梅成栋，致力于总结乡邦文化，其《津门诗钞》勾勒出以本土诗人为主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脉谱系。以图像方式留存城市记忆的《津门保甲图说》，也凸显了基于地域认同的文化自觉。这都得益于天津由军事属性向传统城市属性的成功转型，乡贤已经拥有更多可资骄傲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摆脱了早期“椎鲁不文”的包袱。晚清以来，天津这个带有地域和文化双重指向的词，几乎失去了“非有声明文物之可观”的意涵。本土文人金钺以“人文偾兴之速，实罕匹伦”来评价康熙之后二百余年天津文化的发展。今天，类似“椎鲁不文”等略带“贬义”的论调已经消失在公共视域中，但相关讨论愈发多元。

　　天津历史文化长期处于被讨论的状态，形成了上述层累生成的知识体系。尽管知识生成中难免出现误读，但也属于历史之构成。用今天的眼光看，陈宏谋等人的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不过也很难完全否定，比如，陈宏谋将天津城市形成发展史前推到“军勋屯占”的时代，比从明代设卫筑城谈起更为客观。恰恰是每个时期出现的不同认识，凸显了历史的张力。立足当代语境讨论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有必要对此稍作回顾。

　　◎天津历史文化

　　具有多源性与多元性特征

　　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笔者认为，应首先从自然禀赋谈起。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观察，自然禀赋乃至海岸线摆动、气候变迁等因素，都与城市历史文化息息相关。陈雍在谈到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特征时，首先强调的就是人地关系。他认为，天津地区十万年以来的考古遗存，从燕山到渤海渐次分布。遗存年龄越古老的越靠近燕山，年龄越年轻的越靠近渤海。这个分布规律显示出，天津古代先民随着全新世海退，从燕山南麓不断向渤海之滨迁移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陈雍提出天津三个时段的大历史分期，即长时段的“万”，中时段的“千”，短时段的“百”：十万年以来天津先民适应环境的人文历史，千年以来天津城市的形成发展历史，百年以来天津城市近代化和天津人民斗争的历史。陈雍“万、千、百”的提法高度凝练，近年来愈发受到重视，成为学界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的基本共识。基于人地关系解读历史文化，也与人文社科领域“空间转向”的趋势不谋而合。

　　但是，具体到不同历史时段或辖域内的各个地区，问题会复杂得多。从历时与共时两个角度分析，还需要追问：天津的历史文化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如何呈现？辖域内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段的文化属性和面貌如何衔接？这些问题不好回答，原因在于天津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多源性和多元性特征，应从学理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揭示。

　　多源性，表现在构成天津历史文化的因素不是单一的。必须承认，目前在天津地区还没有找到具有内生性和内源性的文化遗存或文化现象。以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例，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天津处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三大文化板块的交界、边缘和辐射地带，北部地区因此成为来自不同区域的史前文化的接收、交汇和融合之地，盛立双将其比喻为“北风南下、西风东渐”。1994年，苏秉琦在天津观摩考古发掘材料时认为，天津这个地方很有特点，今天刮东风，东边的东西就刮来了，明天刮西风，西边的东西又刮来了，天津考古就是用边角下料做时装。苏秉琦敏锐地把握了天津考古学文化的多源性特征。也就是说，古代天津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并没有产生本地的“原生”文化，而是受到了周边的影响。

　　多元性是多源性的重要体现。“边角下料”是天津考古材料的地域特征，而所谓“做时装”，恰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不断汇集、交流、碰撞、融合，来源不同、各具特色，在天津这个舞台上形成新的形态，构成了天津历史文化的全部。多元性集中表现在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考古研究表明，天津史前时期遗存最先出现在北部地区，商周时期遗存从北部地区逐渐分布到西部地区，到了春秋战国又逐渐拓展到南部地区，而中心城区所在的中部地区迟至金元时期才有人类遗存。明代以来，尽管城市进入快速发展和定型的历史阶段，但文化面貌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也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有多元并蓄、包容共生的鲜明特色。这就导致对天津历史文化的讨论，必然会多元化。到了今天，也很难给出一个无懈可击的“标准答案”。对城市的认知仍在不断深化当中，历史深邃处的多彩景观，还需要一层层地拨开云雾，方得洞见。

　　既然“是什么”不好回答，是否换一种思考方式？可以跳出思维惯性，从上述追问入手，思考“怎么看”这个问题。前述清代陈宏谋等人其实已经给出了很好的提示。他们将城市历史与所谓“声明文物”联系起来，体现了历史与文化的不可分割。基于这个常识，笔者认为，认识天津历史文化应秉持全国、全域和全时三个维度。

　　◎秉持全国维度

　　自觉跳出天津认识问题

　　首先是全国维度。认识天津，必然要跳出天津。这是视野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天津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拥有的文化，是融入中华文化的长河之中的，绝非孤立于这个伟大的传统之外。比如说，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天津这块土地上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解答这个问题，必须站在全国维度，事实上也就触及了天津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所处的方位。

　　以清代本土艺术发展为例。众所周知，盐商是促进天津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大兴园林，广结文士，并以诗词、书画自娱，形成一个带有鲜明群体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文化现象。在这个群体中，来自江南的文人和艺术家与盐商意气相投，为城市留下了宝贵的艺术传统。前述梅成栋的外祖朱岷原籍江苏，后在津占籍，并深度参与了盐商的艺术活动，为天津艺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岷于乾隆二年（1737）绘制的《秋庄夜雨读书图》，展现了查礼（天津水西庄的第一代主人、盐商查日乾之三子）于夜雨中的水西庄读书的情景，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秋日水西庄“莽苍萧瑟”的独特美感，为了解清代天津的地方生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因此，如果不从清代“南人北上”的社会现象中统筹思考天津的艺术发展，就会割裂与历史语境的关联。“南人北上”的艺术史进程，恰恰反映了清代前期天津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融合。

　　蓟州盘山北少林的多宝佛塔，则是反映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和包容性的绝好见证。该塔建于明末清初，考古出土包括佛道造像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佛道造像共处一塔，国内并非孤例，但北少林寺在金元之交见证了佛道的冲突和融合，这在目前可见的考古资料中具有唯一性。因此，北少林寺多宝佛塔及其出土文物是我国北方地区元明时期佛道融合历史背景的绝佳考古例证。这些文物数百年来共处一塔、相守不离，真实反映了金元以来不同宗教和教派融合共生的历史现象。

　　秉持全国维度，要思考北京这个重要参照。在中国的城市群分布中，像天津与北京这样地缘相近、关系紧密的“双城”，非常独特。比如，如果不从元代大运河管理以及天津与北京的关系观察武清区十四仓的功能定位，就很难理解元代如此大规模的仓储漕运体系设在此地的原因。彼时的武清及十四仓已经具备了维护帝国粮食安全乃至政治社会安全的重任，这与明代以来天津被定位为“拱卫京师”的独特作用是吻合的。因此，两个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的超大型城市，自金元时期开始，便体现出典型的“互文性”特征，离开彼此，许多问题说不清。这种独特关系，与金元以来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密不可分。

　　◎秉持全域维度

　　注重不同地区的有机衔接

　　其次是全域维度。首先要厘清行政区划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按前述，讨论天津的历史文化，自然不能离开天津北部地区的蓟州，但蓟州在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划归天津管辖，而且蓟州的历史文化自有渊源、积淀深厚，与城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区别明显。这就导致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包括蓟州在内的周边各区，出现一种“唯中心城区论”的片面认识。只要提起天津，大都会想到漕运的繁荣、近代百年的风云变幻、城区类似孤岛的语言现象，等等。但是，现实问题摆在这里——如何将天津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全域范畴展开讨论？更进一步说，用行政区划强行框定历史文化的边界是不科学的。借鉴“文化空间”的概念，可以将天津辖域内的历史文化视为一个类“文化空间”的整体，这个整体始终处于不断衍生的状态，兼具了时间性与空间性，集合了时间、空间与人类活动，具有溢出物理边界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既然我们不能忽略蓟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如何将其与中心城区进行有效衔接？还是要回到历史事实中寻找答案。比如，清代前中期天津与蓟州盘山发生了密切的文化关联。天津本土文人张霔与盘山儒僧智朴交往密切。水西庄查氏家族的查为仁、查礼以及他们的江南友人都曾登临盘山并留下诗文、图像等史料。稍晚的金玉冈是一位卓越的画家、诗人和旅行家，他登临盘山的经历也丰富了盘山的文化内涵。所有这些，都为讨论天津城与蓟州地区历史文化的衔接问题提供了可能。历史上，盘山作为文化名山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是由自然之山向佛教名胜转型，大致发生于唐辽时期。第二次是由佛教名胜向人文名胜转型，清代前中期完成这个历史进程。促成第二次转型的因素很多，比如乾隆对盘山的营造，使其拥有了“皇家山林”色彩。其中也离不开天津文人对盘山的吟诵和描绘，恰恰是他们的“观看”与“塑造”，留下了宝贵的“文本遗产”，与散布山林的“实体遗产”共同构成盘山的历史文化景观。

　　◎秉持全时维度

　　注重不同时期的有机衔接

　　再次是全时维度。前述的全国、全域维度，属于共时性的思考方式，强调了历史的空间属性。全时维度则属于历时性的，需要自觉在历史发展的完整轴线中思考问题，而不是机械地把历史演进的状态裁剪为几个片段，甚至是忽略掉自以为不重要的部分。有赖于七十余年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天津考古人围绕“天津人类从哪里来、天津文化从哪里来、天津城市从哪里来”的“考古三问”，通过长期考古实践，目前已经构建起天津地区距今十万年以来的考古遗存编年序列，不仅延伸了天津的历史轴线，而且解决了许多棘手的学术问题。关于“天津人类从哪里来”，蓟州朝阳洞、太子陵等数次调查和发掘，在建构起天津地区距今十万年至一万年旧石器遗存编年的同时，也揭示出与同时期华北地区同类遗存的密切互动关系。关于“天津文化从哪里来”，蓟州青池遗址2023年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序列地层和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为探讨天津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关于“天津城市从哪里来”，千年以来的城市形成发展史也有扎实的考古材料做支撑，位于市区内的天妃宫遗址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金代直沽寨发展为元代海津镇的见证和城市原生点的标志。因此，即便天津城有一个确切的“生日”，也不能忽视历史的连续性，否则会给人“六百多年前的天津无史可考”的片面印象。一言以蔽之，秉持全时维度，就是要自觉把天津历史文化置于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中。

　　秉持全时维度，要找寻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注重把天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和面貌做关联性思考，进行有机的衔接并强化阐释。比如，提及天津文博文化时，大都会想到近代以来诸多开创先河的历史贡献。由此细分出的收藏史、博物馆史等，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而谈到天津艺术鉴藏史，许多人往往把晚清民国作为勃兴的起点。事实上，清代前中期天津已经形成浓郁的艺术鉴藏氛围，涌现出一批重要收藏家，且对晚清民国收藏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天津盐商安岐收藏之富甲于海内，是清代最重要的民间收藏家之一。天津博物馆《雪景寒林图》曾经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晚清归天津收藏家张翼，张翼之子张叔诚将其捐献国家。这幅画的递藏经历颇具代表性，见证了收藏文化的两次转折——乾隆时期藏品向内府聚拢并形成古代收藏史最后一个高峰、清末内府收藏流散并宣告古代收藏史终结。这两次转折，天津均深度参与并扮演了重要角色。

　　总之，以上讨论并非系统梳理总结天津的历史文化，而是从考古、文献两种材料出发，以个案为例，提供新的思考方式，核心在于把天津历史文化看作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整体，主动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同时注重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有机衔接。做好这项工作，有赖于多学科的介入。建议秉持开放的学术视野，集合各领域学者，选择重点课题联合开展研究，深挖天津历史文化的基本面。浅表的、局部的或短时期出现的文化现象虽然从属于天津历史文化的整体，但不能就此简单定性为基本特色。应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内，遵循历史文化发展的自律性，区分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并进行贯通式思考，从文化结构或文化模式的角度，揭示内蕴其中的气质。对知识生成中出现的误读，也要及时纠正。

　　（作者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