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讲述汶川地震后，四川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伤亡一百余人，并且根据地质监测，村子所在的山坡将在几年内发生滑坡，在政府的帮助下，整村搬迁至安全的地方。然而村中的祭师阿巴内心越来越不安宁，他总惦念着死去的人，搬迁后，他回到村中每一家房子的废墟前，焚香起舞，诉说过往，在安抚亡魂的过程中，找回了内心的安宁。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关于自然的故事，展现出一个沉默的民族面对灾难时灵魂深处的动向。

　　近日，“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阿来阅读、创作经验暨《云中记》新版分享会”在四川大学江安图书馆举行。2019年，《云中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首度出版，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2024年，《云中记》出版五周年之际，阿来新增后记文章《写出光芒来》，再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分享会现场，阿来讲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自己的创作标准以及对汉语写作的追求。谈到《云中记》，他说：“我对自己的每本书都有点小遗憾，但这本书我可以给自己打满分。”

　　回忆地震当晚奔赴映秀

　　只想当一名普通志愿者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造成几十万人伤亡。突然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出现在我面前，当天晚上，我就想去震中映秀镇，但道路中断，我开着吉普车停在高速公路的路口，看见了各种各样的救援车辆。第二天早上我到了震中，面对惨痛的死亡，我觉得，我不能以作家的身份去面对。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国摄影记者拍了一张照片，内容是一只秃鹫等在一个黑人小孩旁边，等着他在饥饿中咽气，然后把他吃掉。记者因此得了普利策新闻奖。后来这个记者自杀了。为什么？因为他遭到了很多质疑：秃鹫在等这个小孩死，你也在等这个小孩死吗？你也像秃鹫一样吗？这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是要服从新闻记者的伦理，还是要服从作为一个人的伦理？如果是人的伦理，就不应该等在那里拍这张照片，而是应该把小孩救下来。我想，不光是社会舆论的压力，恐怕他自己也有反思。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应该是写作者、观察者、体验者，还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我觉得自己不能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那里。作为一个作家，这时候可能会比别人多想一些问题，就是怎么面对死亡，是麻木，还是体会到一点关于生命、关于人跟大地的关系，或者别的什么思想或哲理层面的思考。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

　　我们中国的文化，缺少死亡教育。从孔子时代就是这样。孔子的学生对他说，老师，我们讨论一下死亡吧。孔子很生气：“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的文化研究非常关注当下，关注生，不太关注或者不关注死。废墟里埋着很多人，幸存者知道，其中有他们的孩子、父母，哭晕过去，撕心裂肺。我觉得，我只有一点悲伤，只有一点同情，是不够的。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救援的黄金时间延长到72小时，挖出来活着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挖到100小时。那天夜里，探照灯照亮了小镇，似乎是突然之间，大家都消失了。我没有地方休息，回到吉普车上。雨停了，很多天没有看过天空，我抬头看到了星星，我就在想，这些死了的人到天上去了。这不是宗教思维，而是非常强烈的情感。我特别想听一点音乐，这个音乐肯定不是《老鼠爱大米》，刚好我是一个古典乐迷，我在车上翻到了莫扎特未完成的交响乐作品《安魂曲》，他是写给自己的，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思考着生与死、人与天地的关系。

　　按中国人的传统，面对死亡时，通常会哭天抢地，放音乐是禁忌。但我非常希望听到音乐，非常需要这种美丽的、庄重的东西。我就在车上把音响悄悄打开，做好了当地老百姓听见之后，可能会揍我的心理准备。像西方教堂里那样的一种音乐方式，祈祷、祈求、哀伤，百转千回。我抬头看见那些星星，更闪亮了。我想，如果我要写地震，我一定要写出这样的情节，就是我们生命的轮回。

　　后来我发现，这样的音乐是有感召力的。我车的周围站了很多人，他们没有因为我放音乐而愤怒，只是默默地站着，或者抽一支烟，又慢慢散开。

　　那天晚上，我想，将来我要写一本书，关于这次地震，关于这么多生命的消亡，关于身处灾难当中的人的自我救赎，以及他们重新思考自己跟大地的关系。

　　灾难很不好写。小说的戏剧性、冲突都有一种对立关系，最接近灾难文学的是战场，战争的书很多，因为交战双方是对立的，所以好写一些。当我们处理地震灾害、自然灾难题材时，我们首先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它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它不是邪恶的，你能对它产生仇恨吗？所以非常难处理。在世界文学当中，一直没有成功书写人类面对自然灾难的书。我这本书叫《云中记》，很不好写，我一直等这本书等了十年。

　　遇难者给了我指引

　　让我写出《云中记》

　　那时候，我和麦家、杨红樱两位作家捐款60万元，建立了一个基金，又陆续募捐到1000多万元。在灾区重建高标准的学校，在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设立了一笔奖学金，还帮助汉旺镇等灾区尽快复工，发动当地人自己写自己经历灾害的过程。他们写的这些东西，可能比我们的小说更有价值，至少是有存史的价值。我们的写作者，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写作是无意义的。

　　201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汶川地震十周年，整个四川省都停了下来，拉响防空警报，汽车、火车、船舶，长久鸣笛。地震时，我看到那么多人遇难，我的心很痛，但一滴眼泪都没流，欲哭无泪。十周年那天，我回忆这十年里，在灾区重建过程中所经历的事，瞬间泪流满面，至少半个小时，我这辈子都没有一次性流过那么多眼泪。当时我在写另一本小说，我突然就把这本小说停了下来，开始写《云中记》，一口气写了大半年。我带了两瓶酒，带了几条烟，到地震后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觉得是那些遇难者的灵魂给了我指引，让我写出了这本书。

　　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在改革开放以后，接触到大量西方现代的小说观念、小说形式，在这种影响下开始写中国的小说。后来理论界强调要讲中国故事，要有中国风范，中国作家也慢慢在这方面有所醒悟。翻译文学给了我们很多滋养，但我们要明白：中国的语言在叙事背后深藏着意蕴、情感，积累了《诗经》以来三千多年的丰富经验，我们的文学跟我们的哲学、历史学、伦理学是等量齐观的。要解决中国风范的问题，必须回到非常优秀、非常深远的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回到我们强大的传统的散文跟诗歌语言当中。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事物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时刻，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能把叙事处理得如此之好。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巅峰时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语词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谈到《云中记》的主人公祭师阿巴，我认为这个人物身上是有普遍性的。在现实生活中，我见到的一些所谓的传承人，都有点儿“半吊子”。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明传统并不是很顺利地传承下来的，直到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可并不彻底，很多人都是似懂非懂。阿巴就是这样，一开始他对传统文化是什么其实并不很清楚，但是灾难的发生唤醒了他，也唤醒了他作为传承人的责任感。这个人物的命运，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确的定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跟他一起经历、一起成长，面对最后的结局，阿巴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当一个人开始阅读

　　内心肯定有所追求

　　经历了地震，很多城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想写这种消失，不单单是沉湎于凄凉的悲悼，而是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写到一个个肉身的陨灭与毁伤时，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时，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强烈，把世界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不能取巧，不能浅读，必须是庄重的、诚恳的。

　　如果语言问题没有解决，仅仅满足于叙事，以及脱离叙事去发表言论，去空泛地抒情，那么，这就不是我所要追求的真正的小说。当然我也知道，今天公众对于文学语言的要求已经没那么高了，比如网络小说，只要“爽”就行，但是，想要爽的途径很多，何必读文章？读文章还麻烦。所以当我们接触文字，肯定应该有比爽更重要的需求。

　　我们读小说，从来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相生相发，而不是内容居正或形式居正。一部好作品，我希望它的形式跟内容可以水乳交融，互相往前推进，形成良性的互动。

　　“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藏人常说的一句话。藏人见面问候，一般不问你吃饭了没有，而是问你从哪里来，你心情好不好。离开的时候，会说一句，“愿你接下来的道路是笔直的”，就是祝你一切顺利的意思。其实青藏高原山路弯弯，很少遇到笔直的道路。我希望还要在这个世界上艰难生存的，以及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亡的所有的生命，他们面前的道路都是笔直的。同时我对自己也有一个期望，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落在自己的手上，我希望能够很好地完成它。

　　文学路上的阿来

　　写作要师法先贤

　　更要师法自然

　　身为当今最优秀的中文作家，阿来儿时并不会说汉语。1959年，他出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直到上小学一年级，才开始跟着老师学汉语。大概到小学三年级，词汇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他终于开了窍，迈进汉语世界的大门。

　　初中毕业后，阿来成了“回乡知青”，回到小山寨挣工分。半年后，他到建筑工地当合同工。1977年，他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两年后毕业，被分配到一个比他家更偏僻的山寨当老师。没过多久，他调入当地县二中教初中，又调到县中学教高中。

　　受身边文学爱好者的影响，阿来开始读书，读过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惠特曼、聂鲁达……每每回忆起来，他总感慨：“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书不多，但都是经典的作品。”他的第一次文学创作是一首诗，诗名叫《母亲，闪光的雕像》，让他获得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阿来调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唯一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刊物《草地》当编辑。他逐渐转向小说创作，但发表后并未引起反响，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成就感，怀疑是否应该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决定“走万里路”，翻山越岭，走向大自然。他写了一首诗，标题叫《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同时他也在读书，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地方史研究书籍，每天都在思考，一个接一个的问题让他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寻找着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回顾那段日子，他说：“写作不仅要师法先贤，更要师法自然。”

　　忽然有一天，阿来觉得可以写点什么了。他开始动笔写《尘埃落定》，正值5月，大地生机勃发，杜鹃花刚刚开放，几只画眉在窗外声声鸣叫，让他找到了叙述的调子。他写下了开头：“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尘埃落定》完成于1994年，以一个有先知先觉能力的傻子少爷的视角，讲述雪域高原上最后一个土司家族的崩溃，书写了一个尘埃起落的寓言。那时候阿来毫无名气，小说被十几家出版社退稿，直到1998年，在他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2000年，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9年，阿来出版长篇小说《格萨尔王》，通过讲述藏族传说中的格萨尔王从作为天神之子降生人世，到降妖伏魔、安定三界，最终返归天界的故事，展示了藏族文化的精髓。

　　《机村史诗》六部曲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耗费心血最多的长篇巨著，依次为《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作品既独立成篇，又彼此衔接。小说用花瓣式架构编织出一个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恢宏的时代背景，细微的人物与事件，共同构建了一幅藏族乡村的图景。

　　阿来的作品具有宏大的叙事格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同时他也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融入个人的情感，所以，当他写完一部作品，总觉得心里空空荡荡，没有了想要表达的欲望。到下一本书，他要等到内心的情感慢慢充盈，才能再释放出来。

　　（图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