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素称善地，急公好义者众多。近代较为著名者有两人：一人官至吏部文选司主事，辞官后在津经营盐业、钱庄生意。身为儒商，精研阳明之学，以“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为毕生追求，一生乐善好施，抚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被誉为“（粮店后街）李善人”。他正是津门巨子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1813—1884）。
另一人乃盐商，曾任长芦纲总。喜读先秦儒家经典和北宋五子著作，尤其喜好诵读《孟子·滕文公下》，以“信理斯信教，畏天非畏人”为平生夙愿。作为儒商，他对于善事不避劳怨，周恤穷黎，无微不至。在地方赈灾事务中，对于救灾工作人员的餐宿、待遇等经费全用自资，不支公款，岁费经常在一万两白银以上。他正是南开系列学校创立者之一严修的父亲——严克宽（1829—1880）。
李、严二人通过德行善举不仅深刻影响了后辈的家国情怀，而且携手创办了天津近代第一家民间综合性慈善组织——备济社。所谓“备济”，就是备荒济贫之意。该社是由天津士绅在1876年创办的以救荒济贫为目的的慈善团体，坐落在粮店街孙家胡同东口南侧，每岁施放钱米、棉衣、医药、棺木，恤嫠、立义塾、种牛痘，在清末至民国的天津慈善事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其建制与沿革在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民国《天津县新志》《天津政俗沿革记》和《天津志略》中均有记载。
备济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末民初，天津作为五方杂处之地，津城内外缺衣少食的流民多，同时地理位置特殊，地处九河下梢，发生水灾的概率大。当时防灾体系建设也并不完备，灾害的波及面广，首当其冲的就是数量众多的穷苦百姓。此外，灾民的吃穿住行、灾后疫病防治和重建等，无不需要大量资金。晚清时期政府国库空虚，地方政府救灾捉襟见肘，于是当时上至直隶总督李鸿章，下至天津地方官员丁寿昌、王炳燮等，都在积极劝说士绅出资成立民间慈善组织，来弥补政府职能的缺失，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再加上天津士绅普遍热心公益，保全桑梓，诚信为公，此时设立一个在非常时期能够提供物资保障的慈善组织尤为重要，所以备济社应运而生。
清末民初，每到隆冬，天寒闭塞，天津的贫困百姓谋生艰难，于是备济社除了平日恤嫠、施药、立义塾、种牛痘之外，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冬赈，即冬季救济贫民。每年冬季，备济社都会联合其他慈善社团，走访统计天津城关内外困难百姓的生活情况。据《大公报》载，1919年至1920年间，津城贫困户的数量分别是15795户、15349户、17443户，备济社等慈善团体向他们发放的玉米面重量分别是188755公斤、160042.5公斤、198567.5公斤，发放棉衣则分别为2349件、1520件、2194件。冬赈工作直到来年春暖河开时结束，历时3个月。备济社分担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责，极大缓解了贫民在冬季的温饱问题，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与贫富对立问题。
备济社的善款来源有二：一是绅捐，就是士绅的慷慨捐助；二是船捐，即从来津运输的货船中按货物重量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捐助，这一来源有别于一般善款渠道，与天津作为内河与海运枢纽密切相关。自元朝开始，天津就是漕运的重要节点，大批粮食由此转运至北京。清代康熙十六年（1677）长芦盐运使司官署迁至天津，大批盐商会聚津门，使得盐业成为天津的另一大支柱产业。所以往来天津的商船主要是粮船和盐船，船捐也就自然转嫁给了这些粮商和盐商，后来由于贸易业的改变，木料商也加入了船捐队伍。这一类固定税收制度的筹款方式之所以能够获得批准，与备济社成立之初得到官方支持有关。
备济社在资金使用顺序上，以善款利息为第一，每年冬季用30%的利息购买过冬物资分发给贫困群众，剩余70%的利息用于荒年助赈，只可动利不会动本。如果遇到特殊灾年不得不动用本金时，最多动用25%左右的本金。这些举措对于备济社的持久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区别于当时由外省人成立的另一大慈善组织广仁堂，备济社由天津本土人士出资设立。包括前面提到的李世珍、严克宽，还有李士铭、杨俊元、黄世煕、杨云章等人，他们不仅是驰名津门的士绅，而且多为盐商，家资甚富。备济社成立之初，他们捐款总计一万两白银，轮流担任总董，负责备济社的大小事务，在赈灾资金紧张时，甚至会自掏腰包弥补不足。
在漫长的岁月里，备济社经历了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社会运动，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但最终还是在众士绅的努力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1925年，备济社与南善堂、北善堂、崇善东社、引善社、公善社、济生社、体仁广生社等七家慈善机构，组建了善堂联合会——“八善堂”。众多社会名流参与到八善堂的慈善事业中，如京剧名家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等人进行筹款义演，社会影响较大。1931年出版的《天津市社会局统计汇刊》和1935年出版的《天津市统计年鉴》，都将备济社列为重要慈善组织，纳入官方统计范围。
1949年之后，备济社由国家社会机构所取代，由此暂别历史舞台。2023年初，“备济社志愿服务团队”在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正式成立，百年组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