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三教九流，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开朗或内敛，或豪爽或吝啬，或行善或作恶，或笑脸相迎或心怀叵测，或温暖如春或冷若冰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同样是一面之交，有人会相见恨晚，彼此推心置腹，从此成了朋友；而有的人即使曾经有过交集，甚至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多年，也不过是漫长人生旅途中的过客，之后便形同陌路，彼此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投缘与否，因人而异，全看缘分。
我与这世间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凡夫俗子一个，不过同样也有一些与自己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尚称不上是朋友的朋友，也就是人们通常泛指的那种广义上的朋友。要说是朋友，可我与他们向来若即若离，甚至也未曾谋面；要说不是朋友，他们与我之间也联系多年，但大都是君子之交，平淡如水。现代社会，发达的通讯成为我们之间联络的便捷纽带，而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又让我们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默契，在我数十年的编辑和文学生涯中，此类朋友数不胜数。
花开处处，独表一枝。我要说的这位朋友，姓侯，名新民。论年龄，侯新民长我近二十岁，我当然该称他为老师。我与他原本素不相识。其时，我在《北京文学》任职，他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某天，我收到一封信函，白色信封，信封正面的左下角有竖排印刷的“红旗渠”手写书法及彩色的红旗渠缩略图，信封正下方是剪贴的纸条地址：“河南省林州市富苑港湾×号楼×单元××号。”因为职业原因，于我而言，陌生读者来信来稿已成常态，收件人都写着我的名字，我自然会抽时间拆看。如果是来稿，我一般都是交给编务登记处理、分发给编辑；如果是来信，我会认真阅读，视情况亲自回复，而这封来自红旗渠故乡河南省林州市的信函则比较特别。
小时候，我跟随当乡村教师的父母生活在粤东农村，文化贫瘠的年代，每月或每两个月下乡放映的露天电影，成为我儿时最丰盛快乐的文化盛宴。虽然那时候放映的电影都是黑白胶片，可无论是《英雄儿女》，还是《南征北战》，我都百看不厌。记忆中，那部反映河南林县（现为林州市）人民奋发图强、凿山引水的电影《红旗渠》，我也看了不下三四遍，影片所呈现出来的困难时期林县人民战天斗地、顽强不屈，渴望摆脱贫困、改变家乡面貌的奋斗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也一直激励着我。
如今，这封来自红旗渠故乡的来函，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与注意。我拆开信封，发现里面除了一封署名“侯新民”的简短来信，其余是几张《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新一期的内容文字和标点符号复校表，每张复校表由上到下，左一行，右一行，都是手写体。左行列出的是杂志原文的文字或标点，右行是他认为有错需要纠正或商榷的文字与标点符号。再一细看，发现他的复校表中，有改得对的，也有改得不对的，更多的是既可这么用、也可那么用的标点或通用字。比如“集”与“辑”、“到”与“至”、“成材”与“成才”、“其时”与“彼时”。再比如，同义词中可以彼此替换的词语，例如“漂亮”与“美丽”，“非常”与“十分”，“忽然”与“突然”等等，不一而足。而标点符号的使用方式多样，文学作品中尤甚，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和使用习惯，比方有的作家习惯用短句，时常用句号替代逗号，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让语言趋于简洁。还有个别模仿西方现代派创作风格的作家，喜欢用长句子，几十个字甚至上百个字的句子都不用标点符号断句，让普通的读者读来很不习惯。而这位侯新民先生，大概就属于这一类读者。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早有明文规定，无论是图书，还是报刊，只要是公开发行的文字正式出版物，文字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二。如果出版的杂志真有那么多错可供纠正，那我们的杂志早该被列入不合格行列了。不过无论如何，像这样认真细致的读者，我从事编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遇到，因而不由得心生感动。
回过头再看他的那封简短来信，开头便称我“杨主编”，自然是写给我的，他自称是《北京文学》的忠实读者，之前从事文字工作，虽已退休，但依然对文字和文学怀有浓厚兴趣，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习惯于顺手将发现的错别字和标点记录下来，“供你们参考”。落款署名是侯新民，信末还留了他的手机号码。照着对方提供的号码，我当即打了过去，向他表示感谢，并告知已嘱托相关编校人员，逐一对照复校表中列出的文字及标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特别感谢他的认真，这也是读者对刊物编校质量的难得监督。作为回报，我告诉侯新民老师，不要再自己掏钱订阅杂志了，发行部会给他每期寄赠那两本新出版的杂志。
不知是我的话鼓励了他，还是他已习惯成自然，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乃至之后，类似的复校表连续不断，每月一次，每次都如期而至，落在我的案头。信封还是原来那种，而我每次收到后，都及时将复校表交给总编室相关编校人员，叮嘱他们认真对照检查，不辜负这位热心读者。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如此认真的义务复校，且不说每月需要支付邮资，单是阅读杂志，并且逐一挑列出认为有错或存疑的文字、标点，就得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此认真执着的读者确实不多见，尤其是在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实在难得，我甚至不由得怀疑这位侯新民老师，是否真实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看着案头每月寄来的复校表，一笔一画，真真切切，觉得有必要对这位读者表示感谢，否则于心难安啊。于是，我在数年之后的一期杂志稿费发放单上，给他开出了两千元稿费略表心意，回报他数年来为我社杂志上的文字义务复校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收到稿费之后，侯新民老师特意致信表示感谢，并说这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喜好，不需要杂志社的任何回报，以后不要再寄什么劳务费了。而我想到的是，他已付出了多年辛苦，每月审读超过45万字的两本期刊，总复校量已达上百期杂志，超过数千万的文字量，他为此付出的心血、精力与劳动，令人感佩。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有所喜好，是可以不计较得失的，但对于侯新民老师来说，这可能已是一种境界、一种修行、一种精神的愉悦与超越，无关金钱与世俗。
之后的许多年，侯新民老师一如既往，每月按期寄来我社最新一期两本杂志的文字复校表。这期间，我们没有过通信联系，也未再通过电话，新出版的杂志和他每月寄出的复校表，成为我们之间联系的纽带，无形中建立起一种天然的默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21年11月，我退休之前。除了单位工作上的必要交接，冥冥之中，我觉得似乎还有件什么事情，需要有个交代。于是，遂又违背侯新民老师的意愿，给他开出了两千元劳务费，以示我退休前对他的再次感谢。不过，我并未将退休的事告诉他，当然也没让发行部停止按月寄赠杂志。
退休之后，我虽离开了原单位，但已交代过杂志社编务，除了为我保留列出的几家重点文学期刊，我会不定期去取，其他杂志及来信、来稿，均可以拆阅，与工作相关的事一律交编辑部统一处理。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已退休两年。某日，我去参加文学会议，顺路到杂志社取邮件，其中有一封是我熟悉的那种白色信封，但不同的是，信封上手书的收信地址和我的名字，笔迹有些陌生，并非我之前所熟悉的侯新民老师的笔体，红旗渠缩略图案上，还贴着长条形的黑色条码，一看便知这是挂号信，在我姓名的右边，还特意附了我之前使用过的手机号（这号码已停用），可见寄信人是多么郑重其事，希望信件能准确寄到我手里。我拆封阅读，信的字迹与信封上的一样，很陌生，再看落款，署名李兰英。我好生诧异，遂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
杨主编：你好！
我是侯新民的老伴儿李兰英，感谢你这20年来对老侯的支持与信任！2023年1—12月的《北京文学》都收到了。老侯去年年初“阳”后，身体一直欠佳，不能对两份月刊拜读复校。
上半年断断续续住院，5月27日以后基本是在医院度过的。每期月刊来后我都告诉他，他都点头微笑：“等我回到家给杨写信说明情况。”这一等，就是12月2日走完他的一生，81岁。
我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打通。本应该早点给你写信，但我没有走出失去他的阴影。
今天又收到寄来的《北京文学》，迫使我不能再拖下去了，深表歉意，再次谢谢你！以后别再寄《北京文学》了。
礼！
李兰英
2024年1月12日
看过信，我好半天回不过神来，目光久久地定格在信件上，一种斯人远逝、一去不复返的震惊与悲哀感，瞬间从胸间涌起，很快弥漫全身。侯新民老师，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他二十年如一日，坚持义务为我们复校杂志文字和标点，这需要多么认真的态度、执着的精神、顽强的毅力和高尚的情操啊！在这人世间，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金子般的真善美，在这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之中，是多么难能可贵、熠熠生辉！
我当即拿起手机，从通讯录中调出保存的侯新民老师的手机号码，拨了过去，手机中传出清晰的语音提示：“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一时愣住，瞬间手足无措，进而意识到：斯人已逝，手机当然也会停机。如今人人都有手机，即便是逝者的亲属，也绝无可能再使用逝者的手机号码。这么想着，我又翻找信封和信函，试图找到写信者留下的电话号码，可这一切都是徒劳，除了信封正下方贴着的纸条显示着对方的通讯地址，再也找不到其他联系方式。本打算立即给李兰英老人复信，然后快递寄出，可由于没有对方电话号码，快递也无法寄出。寄平信或挂号信吗？如今北京大街小巷上的邮箱似已绝迹，而随着手机、微信和快递业的普及，很少有人会为寄一封信而跑一趟邮局。何况我刚刚调换了房子，住在北京西三环路边上的一个新居民区，对周边环境还不熟悉，这似乎成了一桩难事。于是，此事便被搁置下来，心里却念念不忘，惦记着尽快给李兰英老人复信。
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我忙中偷闲，终于静下心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给侯新民老师的夫人李兰英老人复信：
尊敬的李兰英大姐：
您好！我因退休两年了，一般情况不会再去原单位，以至于您今年1月12日的信近日才收悉，迟复为歉！
惊悉侯新民老师已不幸仙逝，令我震惊与悲痛！一直以来，侯老师义务为每期的《北京文学》两刊复校文字，一丝不苟，无私奉献，一直让我们感动、感怀和感激。
侯老师是一位品行高尚、具有较高汉语言文字修养的长者，他的仙逝不仅是你们一家，也是《北京文学》的一大损失，我们为此深感悲痛并深切怀念，愿侯新民老师千古！也希望您节哀顺变，健康平安，万事顺遂！
收到您的来信，本想给您打电话，却发现您来信时未留电话号码，而侯老师原先的手机也已停机，只好写信，而我家附近又无邮局，所以这封信寄到您手里时肯定也很迟了，实在抱歉。我原来的手机也已经停机，现将我现在的手机号码告诉您，收到这封信务请您回电话告知。
顺祝春天安好！
原《北京文学》社长 杨晓升
2024年3月8日
写完回信，我依然为这封信该怎么寄出而发愁，向小区物业人员及保安打听附近邮局情况，均一无所获。情急之下，我忽然想到何不借用手机导航？我调出导航软件，搜索附近邮局，一排邮局选项瞬间蹦出界面，争先恐后地向我报到——得来全不费工夫呀！我不禁窃喜，网络时代原来如此便利。我打开邮局列表查看，发现距离我家小区最近的邮局，也有近两公里路程。即便如此，我也决心去跑一趟了。那天上午，兼顾健身锻炼的目的，我走出小区，步行近两公里，到邮局去给李兰英大姐寄了一封挂号信。
2024年3月11日下午，一个来自河南林州市的手机号码骤然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我立即意识到一定是侯新民老师的夫人李兰英大姐打来的，遂接听了电话——果然是她！李兰英大姐的声音有点混浊、沙哑，但话语清楚、流畅，底气也比较足。她告知收到我的复信了，我们高兴地聊起来。我首先表达了对侯新民老师的感谢，感谢他二十年来无私奉献、义务复校我们杂志的文字，并对侯老师的不幸仙逝表示惋惜与哀悼。同时，再次劝慰她节哀顺变。
电话中，我了解到老人目前的一些情况。李兰英大姐今年已经八十岁了，身体和精神状态尚好。侯新民老师去世之后，她一直独居。退休前，她是林州市盐业公司（现已倒闭）职工，每月退休金三四千元，两个儿子都是林州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平时忙着上班，偶尔会去看她，平时多是打电话问候。我还了解到，侯新民老师退休前，曾任林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室主任，正处级，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去世后，给李兰英老人留下一些积蓄，她将这些钱用于养老及雇请保姆。显然，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普通得像眼下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他们脚踏实地地工作、生活，安居乐业；他们不富有，却也衣食无忧。侯新民老师一生从事文字工作，以文字为生，也以文字为荣、为乐，不图任何回报，只因为热爱。可惜随着生命的终结，他像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凡夫俗子一样，悄无声息，永远消失在眼前这喧嚣的滚滚红尘之中。
纵然如此，纵然我与他未能有一面之缘，但我对侯新民老师却无法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他曾经出现在我生命的旅程和《北京文学》的编辑生涯之中。他所做的一切，也许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我的心目中，却已经足够执着、高尚，甚至伟大。诚如古今中外一些名人所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鲁迅），“生命在闪耀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伯克），“只有平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实际上只有远离矫饰或特异的地方，才真实”（费狄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而印度更是有一句至理名言：“伟大的灵魂，常寓于平凡的躯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侯新民老师所做的这一切，已经像一道在天穹中划过的生命之光，永远闪烁在我的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