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1918—2012）是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周汝昌在诗词、书法等领域所下功夫甚深，贡献突出，曾编订撰写了多部专著。

　　周汝昌对书学尤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著作颇丰，除了一些零散的论文外，还有《兰亭秋夜录》《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千古奇文千字文》（与田蕴章合作）等著作。《永字八法》作为周汝昌毕生书法创作和研究的总结，实实在在解答了书法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在他看来，汉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其美无比，天上人间独一无二；汉字书写也成了专门的高超艺术，已传承了几千年之久，这门艺术不容荒废衰落。

　　笔者得识周汝昌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4年，周先生为我书写了一副由寇梦碧先生撰句的嵌名联：“潜龙用自行藏外，盘藟秀于溪谷间。”先生还赠我其他几幅书法作品，多是他作的诗词和唐宋人佳作。其中一幅写的是《杜司勋》，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绝。“杜司勋”即指唐代诗人杜牧。诗曰：“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先生所书既风骨显现又潇洒流畅。落款“用秀方家正，周汝昌”。这件意境高远、含意深刻的墨宝，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周汝昌先生尝言：“我对‘书学’下功夫，比对‘红学’多得多。”他少年时学书，抗日烽火中写书，唐山大地震余震中著书，对书法的学习和钻研贯穿整个学术生涯。他一生最钦佩中华文化的四圣：书圣右军、诗圣杜甫、情圣雪芹、文圣刘勰。周先生说：“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如果还有幸沾染一点文化的气味，除了读书以外，就是要学一点怎么写汉字。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项创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知道爱惜汉字，不知道怎样写一点不太难看的汉字，就太说不过去了。我的意思不是让人人都成为书法家，我指的是咱们普通国民都应该有的基本训练——写几个字拿在人面前，觉得看着舒服，这就是一种文化修养，也关系到人的素质。”

　　回顾文字的变迁史不难发现，从篆书到隶楷，文字借由“进化”变得更“自由”和“放纵”，它不仅使纸面上的毛笔更加“驰骋”，同时也形成了有粗细变化和有芒有角的笔画。而这些笔画要想展现出朝气蓬勃、英姿飒爽的精神状态，其中“笔力”和“识势”便显得尤为重要。周先生指出：“我们说的书法，特定内容是用中国毛笔写汉字的艺术，不指别的。”他还说：“学书法必先讲求笔法，即学用笔——学会运用这个富有弹力的中国特有的毛笔，确是第一重要。”他认为书法的事，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用笔、结构、风格。学书法，关键在于用笔，或不妨说，学书法就是学用笔——笔法。所以，必须由讲求用笔入手。“中国以外的（应该说，中国式毛笔以外的）书法艺术”，似乎也有“书法”，但其“最精美”的书法可以称为图案画，和我们所指的书法艺术，还不是一回事。

　　关于书法的软毫和硬毫，先生说：“如果你喜欢的是一种没有锋棱芒角、肥软的笔画，或者是‘圆熟’一路的书风，那就使软毫最合宜。如果你喜欢的是遒健骏爽、英风俊骨、神采焕发的字，用软毫写是不易见功的。在雕刻艺术上，刀法不高，花纹不明快俊爽，使人感受不到它所表现的精气神采，那么有一句术语叫太‘肉’了，这不好。书法的线条笔触，也正是同一道理。而软毫写出来的笔画是偏‘肉’的，所以我不取它。书法本由笔的弹力而生，却抛开弹力强的笔不使，而说弹力最弱甚至毫无弹力的笔才是上品（例如羊毫的笔锋，按卧、歪倒下去，按多少，歪多少，一点‘反劲儿’也无有），试想，这岂不是从根本道理上自相矛盾、抵触了？”

　　周先生认为：“当代书法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继承，二是创新。”先生说：“今天事事都号召创新，别的界创新没有问题，科技更上一层楼，日新月异。但艺术，特别是书法怎么创新，提起笔来，肆无忌惮，这叫创新吗？我不承认。新者何也？母亲生一个婴儿‘新’，这个‘新’是从母体里出来的。王羲之的书法再新也是从前人的大发展传承过来的。今天的创新，拿起笔来生造，离奇古怪，我们看了都不知道是从哪来的，这不是创新，这是怪物。我认为书法的本质就是表现中华文化的‘精、气、神’。这听起来很玄妙、神秘，其实一点都不。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文艺活动都是这样。”

　　曾有人问过周汝昌先生：“您的书法学什么？您的书体是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吗？”先生回答：“赵佶是位亡国之君，我怎能临摹那瘦削无力的书体。书圣王羲之是我顶礼膜拜、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