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鹤年（1912—2000），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高等学校书法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日本中国书法学院名誉教授、中国褚遂良文学美术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与李鹤年先生相识，是在和平书画会，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的光景。那天他是从葛沽过来的。先生温文谦恭，毫无自矜之色。几次见面后，我专程到先生蜗居在重庆道的一个楼梯间与他聊起了书法。楼梯间小得可怜，坡顶，闷热，仅有一点点生活日用品。我那时正犯胃病，先生倒是有一罐麦乳精，忙沏上一杯递给我。

　　李先生的书法，清逸儒雅，极富书卷气。点画之间，毫无剑拔弩张之戾气、俗不可耐的市井气和江湖气。评论家说：其篆隶于邓石如已登堂入室，与吴让之、赵之谦可以并驾。特别是他的篆书，多年前吴玉如先生已有不及之许，也颇得日本友人之赏识。其行书、楷书得吴门衣钵，尤善榜书，不少学校、商店匾额多出自其手。此次造访，先生谈到他的学书经历：

　　“叔祖海楼、濬源，清末民初有名当地，五岁跟两公学执笔，开始临池。十八岁拜孟广慧为师学汉隶，不久又开始跟姻长王襄学篆书，自此五十年来未尝间断。随孟、王学习书法的同时，兼学甲骨、金文、碑帖考据之学。二十四岁在南开大学开始随吴玉如先生攻古典文学，同时专心于行书、草书。四十年随侍左右，耳提面命，书学大进，遂能四体。天津解放后更师事方药雨考鉴汉唐碑版。与陈保之、胡厚宣、商氶祚诸先生在师之间，不但书学更进，眼界亦愈开阔。”

　　李鹤年也是一位收藏鉴赏家。先生自言：“收藏亦富。”除书籍若干卷外，藏甲骨四五百片，《甲骨合集》均已收录。青铜及汉魏晋唐石刻墨本约七八千纸，其中如苏子瞻藏北宋琅琊刻石拓本，经张彦如鉴定，推为海内第一；傅青主藏初拓汉《曹全碑》原为王懿荣旧物；宋拓汉《孔宙碑》，碑阴字，清晰得未曾有。至于影印善本之精之多，更无论矣。李先生收藏的甲骨原是他的老师孟广慧的遗物，是孟用他叔叔给他去南方的旅费从范寿轩手里购得的，都是最早出土之品，文字甚精。孟故去后，李通过茹芗阁掌柜杨富村，将孟收藏的四百多片甲骨悉数购得。新中国成立后，李先生将珍藏的400片甲骨交国家收藏。

　　鹤年先生认为：“书法与收藏是互补的，鉴定与书法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金石鉴定的本领够不上高水平的书法家。见得多，摸得多，眼界开阔，书法水平自然会提高。”他说：“我年轻时接触过很多书法家，像孟广慧、王襄，还有方药雨等，这些人当年在碑版考证、文物鉴定上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他们的书法都很好，这也得益于他们的收藏鉴定。和这些人接触对我的启迪和帮助非常大。”长期以来，鹤年先生广泛搜集甲骨、青铜器及汉魏六朝和隋唐石刻拓本，考据甲骨、金文和碑帖，研究文字源流，且有《书法知识概要》《蹇斋文摘》《中国书法史讲话》《甲骨文书法初探》《金文笔法概述》等专著，由此也使得他的书法艺术得到大幅度提高。

　　关于临习碑帖，鹤年先生说：“首先辨别那碑帖拓本的状况，从书法的角度看全碑的风格和神韵，辨别拓本的好坏，不要对照翻刻本和伪刻本去临摹。翻刻本和伪刻本上的字没有风神，有点傻呵呵的，我们管那上面的字叫‘痴冻蝇’，即像是冬天的苍蝇吃得肥肥的，跳不动了，飞不起来了，这样的字怎么能学呢？比如你临写《九成宫》，用的是翻刻本，字画就有些肥，作为收藏当然不值得，作为习字的临本更是够不上。”“还有的碑帖也是不可取的。”鹤年先生说，“由于原本凿刻时，刀子不是直下的，初拓时，碑的本身尚无剥损，拓出的笔画看着略肥，其实是原作。随着岁月的流逝，碑的年代越久，笔画剥蚀程度越大，以后拓出的本子反而笔画细了，其实也是失真。过去有所谓‘洗碑’，‘洗碑’并不是将碑用水洗一下，而是在原碑上重刻，把瘦的笔画刻肥了。这样一来，拓出本子也就失真了。”

　　鹤年先生认为：“质量好的印本完全可以作为临写的范本，好的印本百分之百地传神。尤其是珂罗版印的碑帖，清晰程度甚高，绝少失真。学习书法一定要选最好的拓本，不然也会走弯路。”

　　学习鉴定与研习书法共同进步并且相互融合，收藏与鉴定并行不悖，并且相互促进。我在纪念李鹤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书法艺术研讨会上说：“李鹤年先生作为一个当代的大书法家，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起点高，涉猎广。鉴定为他奠定了坚实的书法基础，书法又促进他更深入地从事鉴定，收藏使他的鉴定具备丰富的资料，鉴定又增长了他收藏的眼力和层次。”这就是李鹤年先生所走的道路，这是他在治学和艺术上不断拓展的基本因素。他真正是在碑帖上、在研习古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汲取了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