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四记》很好读，在于它不是枯燥的学术著作，也不是虚构类的文艺小说，可以归属于非虚构类随笔，郑老师自己则说是“杂文”，因文体和趣味比较杂。他说自己写作态度是认真的，既不随便，也不散漫，所以不愿意称其为随笔或散文。我倒是觉得，这才是气味纯正的随笔。有趣的人，写有料的文章，也只有随笔能承载这样的内容。

　　书中《樊岭》一文写到，1934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宣平县（今浙江武义县）调查元代建筑延福寺，坐轿子路过武义樊岭村。写到此，他话题一转，说梁思成多年前的学术著作一再重版，“今天的人们，说起梁思成，就想到林徽因，继而便是‘人间四月天’‘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之类的掌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记住，他们夫妻俩的主要成就，并不在于鸳鸯蝴蝶。”

　　郑老师的文字经常很调皮。“我不能理解的是，今天有人居然会把盗墓者描述成身怀绝技的高人，其实，发掘砖室墓本质上是种体力活，略带经验活的成分，钢筋入土，遇到砖头，死活钻不下去，这也用不到太多的生活经验。”他还说，“我认为，盗墓够不上手艺活的标准。”

　　“我在龟山的工作收获，除了调查乌牛溪流域青瓷窑址群和获取大量瓷器标本上，就是终于读懂了温州的椅子坟——自古及今，人类以最大的激情从事各种劳动，只为换取内心的充实，以抵抗宿命的悲凉。做点事情，有个念想，找个寄托，椅子坟如此，考古工作亦如此。”郑老师时常还有这样的通透之语，既冷峻，又俏皮。

　　与学识渊博而又有趣的人同行，哪怕是短短一小段的散步旅程，都是一件快乐的事。《考古四记》这本书，正因郑老师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写来举重若轻、出入自由，读来便好似春行山野、一路繁花。专业学者的视角，提供的内容是扎扎实实的干货，获得新知也获得趣味。

　　如《唐宋时期的西湖摩崖题刻》一文，郑老师写到西湖诸山摩崖题刻的分布，做了细致且详尽的整理。其中写到一例，熙宁六年（1073）七月，王廷老携部属游览烟霞诸洞，分别题名于石屋洞、水乐洞、烟霞洞。在此几个月前，杭州知州陈襄、通判苏轼等人，亦在石屋洞有题刻。在这里，郑老师有一句感叹：“有趣的是，陈襄、苏轼与两浙转运使王廷老同为地方官，但州衙和转运使衙职责有异，结伴出游的朋友圈竟然完全不同。”

　　说到考古工作的辛苦，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从不觉得考古工作有多苦。而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务烦冗，又要东奔西跑，才感觉工作辛苦、人生辛苦——这也算‘中年危机’的一种吧，曾经信奉的价值、意义，面临重新洗牌——这不是考古人特有的精神危机，任何职业、任何人都要面对，如果对事业并不真正出于热爱，始终保持激情，绝非易事。”

　　人生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前路漫漫，荆棘密布，而实现自我的最终标志就是找到愿意为之终身奉献的志业，这也是人生意义之所在。“‘意义’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只能依靠自己去寻找、去定义、去创造。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赋予世间万物以各种各样的意义，当我能够这么想，人生容易多了。”他写道。

　　读这本书，你可以看到，一个热爱自己的职业，愿意为之终身奉献的考古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的。他在繁忙的学术和工作之余，在报纸上写文章，出书，不过都是他的热爱的一部分表现而已。

　　所以，真正可贵的是一颗真诚之心，郑老师把这颗心贯穿于书之始终，这也是本书的珍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