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到天津考察调研。今年2月1日，总书记来到天津古文化街，他说，天津是一座很有韵味和特色的城市。这是总书记对天津充满温暖和深意的一句评定。

　　天津城市的“韵味”和“特色”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想，能不能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天津是座开放之城，不但能够包容五方，而且可以拥抱世界。这样的“韵味”和“特色”，一直灵动并绽放在天津城市的过去与现在。

　　开放之城

　　老街延续的城市文脉

　　在中国城市历史上，天津属于晚近发展起来的城市。

　　商周以降，中原政权的核心地区一直稳定在黄河流域；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乃至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江淮及岭南地区转移。唐宋以降，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再次发生改变——华北地区的燕山平原一带，渐渐代替了黄河流域，成为稳定和统一中国的冲要。哪个政权能够取得这一地区的中心，哪个政权就有条件稳定南北、统一中国。所以，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政权的心脏部位，开始由黄河流域，移向了燕山平原。

　　金王朝在灭辽伐宋中逐渐强势，海陵王完颜亮于1153年把燕京定为“中都”，即国都。由于燕山平原不是当时的基本经济区，粮食及各种物资只好通过隋王朝开凿的永济渠，自江淮运抵涿郡（治今北京西南），再走陆路转抵中都。不久，因运河淤塞，金章宗完颜璟遂于13世纪初将永济渠自独流改道北上，在今杨柳青东折；潞河自河西务南延，同至“信安海堧”，与今海河源头“丁”字相交，形成了以三岔河口为中心的内河港——“直沽港”。为保障港区的安全，大约于1214年，在这里设立了“直沽寨”，派兵戍守，从而奠定了天津城市的基础。

　　从1153年到1214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差，可视为北京和天津关系的生动反映——没有北京建都，便不会有天津出现；没有天津作为北京的外港、出海口、粮食储备基地与东大门，首都功能的正常运行就无法得到保障。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次年定都“中都”，并改名“大都”。为保障大都供给，首先恢复了大运河全线通航；不久又因运河淤塞，实施海运。但无论河运还是海运，漕船在进入河身窄、河床浅的北运河前，均须在直沽换载平底驳船；地处三岔河口的直沽港区，遂成为漕船换驳最集中的枢纽，“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附近的南运河南岸估衣街与海河西岸、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宫南和宫北大街，很快发展成繁忙的码头和集市，依河傍海的天津城市开始形成。

　　明朝永乐初年，朱棣以直沽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设卫筑城，并赐名天津。

　　由于“卫”是军事建置，没有辖境，管理范围只限天津、德州间运河两岸的屯庄。为不影响直沽港区的发展，卫城修筑时采取了“局部封闭”的原则，对于已经形成的港区城市平面来说，依然是面向运河、面向海河的“总体敞开”。

　　因此，天津城市的特点是“先市后城”和“市在城外”；靠近运河与海河的港区“百货交集”“商贾辐辏，骈填逼侧”，不但普通居民“万灶沿河而居”，就连“素封巨室”也是“率萃河干”。“卫”城只能修筑在市廛之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天津在中国城市历史上开放型“无城垣城市”的属性。

　　清代天津，先是改卫为州，旋又设府置县。康熙年间，户部钞关由河西务移到北门外南运河畔甘露寺，驶抵天津的运河商船与闽粤、宁波海船，都要来此验关纳税。各种专业性的街道和市场，较前更为繁盛，很快与东门外“延续城市文脉”的老街宫南、宫北大街联片成区，形成一条“房屋林立，相连数里”的“环城通衢”，也就是天津城市的繁华区和商业中心。

　　由于天津是大运河北端唯一一座依河傍海的城市。海河上游五大支流，可通达华北各省或江南地区；自大沽口出海，可驶抵南北沿海各省，远达太平洋和印度洋，天然地沟通了天津与世界的联系。所以开埠后的九国租界设立，不但相互毗连，而且全部沿天津城外的海河走向进行划定。

　　租界无疑是屈辱和痛苦的象征，但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带来了作为近代国家必不可少的世界先进文明和文化。天津城市也因具备通往大海、面向世界等开放性的地缘优势，发挥出引领近代文明的作用，城市规模和地位迅速增长，从传统的地域行政和经济中心，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大港。

　　文化创新发展与开放密不可分。一百多年来，伴随着城市的转型，天津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兼容并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互鉴，从而使天津的地域文化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较高辨识度，以及较强的融通与和谐精神。

　　包容五方

　　文化背后的情感承载

　　天津城市素以“五方杂处”而闻名；在近代，又出现了“华洋杂处”的局面。

　　城市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集中，尤其是人口的集中。旧志记载，“天津向只七姓”。金元时期，天津作为漕运枢纽，得到繁荣，“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直沽港也成为漕船聚泊、客商云集的重要港口。再加上作为军事建置的“寨”“镇”不断调兵戍守，人口开始聚集。因此当时的人口结构特点是“兵民杂居”，所谓“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也就是说，人口大半来自江浙一带。清代乾隆武举李湜，世居南运河畔侯家后，曾自题门联：“天津卫八十三龄铁汉子，侯家后五百余载旧人家”。有人推算，上溯500余年，正值元代中叶，可见李氏家族就是元代迁徙这里定居的。

　　此后，天津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又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明代设卫之后，一次在清初设州、开府和置县期间。

　　明代天津三卫共有驻军16800人，一律世袭，并可携带家眷。日后如有减员，仍从原籍征调，“闽广万里，吴楚三千里，齐梁千里”，也在所不惜。

　　清代天津改为地方行政建置，盐漕两业兴盛，商业贸易发达，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招商政策，天津人口再次出现大规模聚集，军民商贾，杂沓而至，新增人口比明代增加了80%以上。“屈指版图，土著仅十之二犹歉”，以致城市中出现了“土著者少，流寓者多”“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的状况。

　　天津开埠与辛亥革命之后，工商业空前发达，周边地区及邻近各省的农村人口加速向天津城市聚集，很快使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新鲜人口的不断涌入，使天津成为一个外来人口组成的城市社会，“外地人”聚集在一起，邻里间的人际关系发挥实际作用的潜意识，是彼此的认同、接纳、帮助与尊重，是温暖厚重的人文情怀，不会“欺生”，没有排斥。正是基于每个人的文化成长环境，几百年来，这种由传统感情携带的记忆，已经融化在天津人永久的血脉中。所以活在天津，会让人产生一种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松弛感。

　　天津开埠后，即便生活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下，城居者相互间也不会产生隔膜，而是各谋其生，各安其业，互不相扰。传统生活与现代意识平和共处，典雅文化与大众娱乐同时并存，一直是天津城市社会的主导。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即便受到外来影响也没有大的冲突，接纳与包容，在天津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并由习惯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特质。

　　隔开足够的时光，我们会发现：因为开放，我们明白了什么叫作“坚守”；因为要走向世界，我们懂得了为什么要“不忘初心”。这也是天津的传统文化保存可以跨越时间长河，即便历经岁月冲刷，依然散发光泽、触动人心的根本原因。所以，从风土人情，到从日常生活；从年节习俗，到吃喝穿戴，天津始终保持着传承或遗留下来的地方特色。特别是传统节日期间，能够凸显出红红火火的“年节味儿、文化味儿、天津味儿”，在中国现代化的大城市中，确属独具一格。这是文化背后一种情感的承载，在很多情况下，一座城市的文化密码、文化面貌，就是在这些特有的基因中被编定的。

　　城市的气质，城市的精神和气概，还饱含着城居者对如歌年华或风雨岁月的回望与回味。

　　天津的风貌南北交融、古今并存，东西荟萃、欧风华韵——既充满了美丽、高贵的东方古典韵味，又可以看见跨越时空、典雅靓丽的“万国”人文景观。天津的“小洋楼”，能与北京的“四合院”比肩；街巷的“欧陆风情”，不输西洋本土建筑之美，处处彰显了这座城市文化多元的丰赡与精微。而且，这些可与历史对话、可与文化相遇，永不褪色的时光场域与独特韵味，会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加分、增值。

　　如今，“游海河古今美景，逛天津欧陆风情”这一多角度、多意向、打破时空维度的恣意与悠扬，已成为天津城市与广大游客穿越时空、聆听诉说的最美邂逅。

　　这座以“包容五方”为特色文化品牌的城市，正在用特有的城市之美、文化之美，“兴旅”“兴业”，铸就自身的新辉煌。

　　拥抱世界

　　汇聚发展的创新火种

　　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确切一点说，是近代历史文化名城。这类城市数量虽然不多，但开放早、规模大，成长迅速，在诸多方面代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走向。

　　17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后，生产力突飞猛进，世界进入了近代化时代。近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相比较，表现出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当我们重返时间的河流、解构逝去的过往时便会发现，在巨大的文明差距中，历史终会选择以先进取代落后，促使全球向先进的文明体系倾斜、集中。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近代文明通过波涛汹涌的大洋，迅速涌入天津。

　　天津是首都北京的“护城河”，历史上的天津与北京，一直是“一损俱损”的特殊关系。在近代中国，天津遭受过众多的外来侵略。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重大历史事件，差不多都要通过海河来演绎，都要进入天津来彰显。在一定意义上说，天津城头的风云变幻，海河两岸的潮起潮落，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保守的民族，源远流长、底蕴丰厚的中国传统文明，门庭广大，有着海纳百川的品格。拥抱世界，是为了汲取、为了借鉴，进而激发自身的力量，点燃创新发展的火焰。

　　所以与首都联系最为紧密的天津，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吸纳近代先进文明的窗口、跳板和制高点，各种大规模的“洋务”设施和“新政”举措，率先在天津兴起，“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指天津），然后渐及于各省”。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因此，天津“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驻节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军政和外交大权，为朝廷所倚重，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天津一度是中国的政治重心所在。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以来“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故往往动中外人之视听”。

　　尽管近代中国向前迈进总是步履维艰，却因此触发了传统天津蕴含的经济火花，迅速点燃了近代天津的成长之火。在沉寂中积蓄了几百年的内生力量，也因为世界文明的到来，脉动出全新的发展活力，促使天津迅速成长为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工商业城市和贸易大港。

　　及至近代，天津城市率先融入世界、拥抱世界，与时代一脉相连，引领了近代先进文明和先进生产力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打造出一个能够应对变局的特有平台，托起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承载了一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非凡历史，彰显了一种集开放、包容、多元、融通和创新于一体的独特城市成长模式。我想，这也正是天津城市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按下城市发展的“快进键”，涌现出诸多“中国第一”，实现了历史辉煌的原因所在。

　　古往今来，面对“逝者如斯”的河川，面对广阔无垠的海洋，天津，始终是播撒希望的热土，是成功者的始发港湾。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立足自身禀赋，展现天津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传承发展天津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让天津城市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作者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