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思想和政治的研究，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始终处在很重要的位置。当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梳理和阐释，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觉。相对于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在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中，重新汲取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是其第一本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著。以往的思想史著述，多以阐释思想家及其主要观点为主要叙述模式，本书则以作者深耕的政治史、社会史为基础，将儒、释、道、法、墨等置于思想史演进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来书写，揭示其核心思想。

　　书中通过梳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总结出中国思想史的六大主题，包括天下观与中国的形成、正统论与王朝统治、儒法思想的互异与互补、老庄思想中的生存智慧、宋明“新儒学”为何“新”、中国佛教如何世俗化，围绕周礼、天下、五德终始说、夷夏之辨、大一统、仁义观、兼爱、无为、齐物论、心学、禅宗公案等七十多个核心话题，提纲挈领地阐释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粹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人们日常思想行动的影响。

　　第一章重点讲述了天下观的演变和中华民族的形成，第二章讲述正统论与王朝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前两章从空间与时间的角度，搭建了中国主要思想脉络的背景。

　　百家争鸣时期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是第三章、第四章着重讲述的内容。儒家和法家思想诞生之初即是为了帝王统治需要。儒家强调差异，确立等级和身份规则，维持等级秩序。作者指出，儒家的“礼治”有两个特点：一是毫不掩饰地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二是主张在不平等的状态下保持社会稳定。法家讲究“权谋算计”，出于对人性的极端不信任，“韩非认为对待普通百姓要督促他们勤勉工作，同时不能给予太多获取财富的机会”。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建立在互相不信任的基础之上”，以及类似种种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现代人际交往的道德准则。作者特意指出，道家要说服的对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地位尊贵的帝王，是为帝王更有效地垄断政治权利着想。“无为而治”，是指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什么都不做，享受“无为”的潇洒和荣耀。

　　在批判地论述同时，作者也提到孟子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弘扬‘仁’的内在力量，并借此培养修身功夫。‘浩然之气’的孕育成为儒家士大夫在贫贱与富贵、得意与失意的反差境遇下坚持操守、笃定人生抉择的一条金律”。

　　第五章讲述“新儒学”到底“新”在哪里。作者认为，宋代儒学“新”在开始重新讲述通俗易懂的人生道理，从生活的细微之处驯化个人的身心品性。针对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危机，“新儒学”展开独立思考，意图在皇权控制之外塑造出独立的人格意识。尤其是南方“新儒学”更关注如何通过道德说教积聚民间力量，借此建立底层社会的新秩序。张载的“横渠四句”历来为中国知识分子传颂，成为毕生追求的目标，实际上“为天地立心”，重点仍然是“人”，经由人心立起天地运行的规则。

　　第六章专门讲述佛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也就是中国佛教如何成了一种入世的智慧。作者不仅对佛教的各种核心思想进行了解读，更清晰地阐述了在儒家积极进取、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成就评判的主导思想氛围里，佛教的本土化解决方案。

　　在中国已经深度融入现代世界的当下，作为一本重新阐释中国思想史的新作，作者在行文中不时地进行东西方的比较。比如提到庄子时写道，“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耶稣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寓言布道的，寓言是一种美学表现，所以耶稣也是位艺术家……庄子同样是艺术家。”“在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创立‘心学’之后的十年，欧洲的马丁·路德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开启了宗教改革运动。”

　　自一千多年前的宋朝，至晚清、“五四”直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反思从未停止。“士人缔造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缔造现代中国”。在打开自己、保持开放、了解当今世界真实样貌的同时，根植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使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在当下发挥作用，依然是时代赋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