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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4.4-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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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5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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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4.4-2024.4)
梁斌绘画与文学
对人民主体性美学的开拓
耿传明

  提起梁斌,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他影响巨大的红色经典三部曲《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而他创作的数千幅绘画书法作品和其长篇回忆录《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等亦是其一生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梁斌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的整体面貌和核心追求,那就是对人民主体性美学的开拓和探索。郭沫若在《红旗谱》1958年初版时就为其题写了书名,并题词“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茅盾也将其赞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么人民主体性美学与个人主体性美学的区别何在?为什么它会受到高度重视而成为新中国文学的追求目标?这需要我们对审美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史有一定的了解。简要来说:人民主体性美学是以人民为主体,把人民作为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审美理论,与之相对应的个人主体性美学,则是以个体为主体,以自我为参照解释审美的现代性美学。

  人民主体性美学的兴起是作为对这种个体性美学的反拨而出现的,现代中国处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历史洪流之中,正是在这个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中孕育、诞生了这种人民至上、以人民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民主体性美学。其次,人民主体性美学是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担当者、奋斗者的精神美学,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精神与劳苦大众的牺牲奉献精神结合之后,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宏大气象,不明乎此,就进入不了人民主体性美学的美学境界。其三,人民主体性美学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因此既不能过分高扬个体而伤及整体,也不能过分高扬整体而无视个体,如《红旗谱》表现的主题是中国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这一宏大主题,但其表现内容、方式却是作家自主选择的,反割头税、保二学潮、高蠡暴动等核心情节都来自作家自己独特的革命经历和人生体验,由此,他的革命书写就是主体性的而非迎合性的,是主人性的而非臣仆性的,这决定了《红旗谱》自主的文格,也是其让人从精神上为之一振的关键。

  人民主体性美学在中国发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梁斌在人民主体性美学的发展中居于一种承上启下的位置:首先,作为一个在1927年就参加了共青团的革命青年,他亲身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学潮”,目睹了震惊全国的高蠡暴动的失败,这些让他刻骨铭心的革命经历构成了写作《红旗谱》的生活基础和精神动力。他1933年参加了北平左联,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杂文、诗歌、小说等一系列作品,可以说他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精神的参加者和传承者。其启后性意义则表现在他一反既往某些文学对民众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低下身去以仰视的态度,塑造出了敢于斗争、敢于反抗的被压迫人民的崇高形象,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深厚的土壤,也为民间的抗争找到了历史的方向,所以它不但有现代性和先进性,更具有自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他为文学的传承和发展打造了一个贯穿古今、继往开来、气势宏大的新范式,意义是非凡的。有论者认为《红旗谱》开篇朱老巩被冯老兰、严老尚气得吐血而亡是死得莫名其妙,说“如果这样的事就能把朱老巩气死,那他的祖上应该早就被气死了”。这说明论者并没真正理解朱老巩之死的根源与意义,这与中国人的价值态度及其对“理”的信仰有关,中国民间有句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也就是说中国人是把天经地义之理当成超验的信仰的,当冯老兰砸钟时,朱老巩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就是请德高望重者主持公道、通过说理方式解决问题。所以他会接受年轻时当过义和团、在十里八乡声名远扬、乐善好施、慷慨仗义、人人敬重的“严大善人”——严老尚的调解,到小酒店去讲理,但是就在这空当,冯老兰居然肆无忌惮地派人偷偷把古钟砸了,而本应主持公道的严老尚和冯老兰沆瀣一气,共同策划了这场骗局。这表明民间社会中担负着重要社会调节功能、为民倚重的乡绅阶层已经变质,不再值得信赖,民间已找不到能主持公道的权威力量,百姓彻底失去了说理的空间。那下一步只好去打官司,进城到官府告状,结果明明占理,但从县城告到省城,直至北京大理院,还是输了,如此,无路可走那就只有对抗、革命了,正如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所说“药治不好的,要用铁;铁治不好的,要用火”,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也就是说朱老巩之死作为小说内在的逻辑起点与其后内容的展开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其逻辑严密性不可置疑。当代文学中真正把这种革命的正当性、无奈性、必要性讲得如此轰轰烈烈、气势宏大、深入人心的,除《红旗谱》外并不多见,这也正是其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价值所在。

  关于梁斌绘画,以前有个普遍的误解,好多人以为梁斌是写完《红旗谱》后因积劳成疾才转向绘画,借以养性怡情,实际不全对,他上高小时已开始在这方面展露才华、获得认可,他有一幅画《秋风红叶 己巳仲秋于津门》题跋忆及此事:“十五岁在蠡县高小三年级学画水彩画,用一张图画纸画了《秋风红叶》一幅送交刘舒峰老师。他看了哈哈大笑曰:我们出了画家,乡村师范老师张微星老师携归,挂于教室对过,我的画在本县最高学府出了名, 越六十岁,今春忽然忆起,画于纸上。”梁斌同宗同族同村的堂弟黄胄是著名画家,他给梁斌的画作定位为“革命文人画”,的确是精准的。梁斌的画没有丝毫匠人之气,追求的是一种神似而非形似,这是一种典型的托物言志的山水画,其作为画家的主体情怀非常鲜明、强大、丰富、充盈,表达的都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思想情感、人生态度、审美情操,所以他的画作是他作为革命者的心灵世界的外现,他的画作中洋溢的激情、希望和生机,源于立足于人民主体性审美之上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人民主体性美学的具体显现。梁斌的画作是他六十年革命生涯的回顾和记录,其中感人至深的是他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对革命初心的铭记和追求:他有一幅家乡文庙的风景画,其上的题跋:“昔日曾游泮水边,少年泮上走玉莲。白发做完南柯梦,改革开放又一程。余十二岁考入县立高小,隔壁是一孔庙,课余之暇,翻过红坨墙,古庙一座,正殿大成至圣先师之位,后院有池水,中有睡莲游鱼,甚有生意。正置大革命时期,即加入共青团,到大街示威游行,写标语,撒传单,检查英国货、日本货,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为上海工人领袖顾正红复仇。十六岁参加反割头税运动;十八岁参加二师学潮;九一八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十九岁参加二师七六学潮;十九岁到北京参加左联,在京津各报纸发表文章;廿岁被捕、释放,回家探父,尤其看我的母校、孔庙和泮池……匆匆六十年革命生涯,如大梦初醒,当前的一程是改革开放。己巳季冬于津门 梁斌。”这是他对自己艰难坎坷、曲折往复的革命历程起点的回望,心中是充满无限感慨的。

  经常萦绕在他心头的是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以及当年牺牲的战友,如《纪念五一反扫荡五十一周年》的题跋:“一九四二年五月敌寇以八万日军扫荡冀中心腹地区,吕正操将军带司政两部指挥各大部队外线作战,剧社分散活动。我从深北串穿过饶阳越过滹沱河,当时敌寇封锁滹沱大堤,灯笼火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我等向北兜了一个大圈回到家乡,已是敌占区……”他画作上这些长长的题跋,可以说都是饱含深情的散文诗,它们与画面物象相得益彰、相映生辉,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正如西哲所言“美就是让人看得到的赏心悦目”,所以绘画作为不假中介、直接诉诸人的灵魂的艺术形式,无疑更宜于作家的主体性表达,梁斌晚年将对真善美的追求寄托在画作之中,既是修养身心,也是在继续他对人民主体性美学之路的探寻,他的代表作大都具有深厚凝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这是一般吟风弄月、徒具技巧的画家不可企及的。

  梁斌的《一个小说家的自述》是他晚年的重要创作,但对其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它在梁斌创作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可以说《红旗谱》三部曲是其创作的A面,《一个小说家的自述》则是其创作的B面,前者是对于革命的诗性抒发、激情书写,后者则是对于生活的客观记录、理性反思,诗与真相互映照,才可以让我们看到作家的全貌。对于梁斌,我们的认识还是存在盲区的,文学界多是把他单纯地当成一个文人、作家来看待的,这实际上遮盖了他人生另一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实干家、基层领导者的梁斌。他自述的题目起得很谦虚,这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小说家的自述,更是一个身兼多重角色的革命者的自述。如果单纯从文学角度考量,一般会更青睐于一种看待世界的观察者视角,一种探幽发微的能力;但如果从一个行动者、参与者、革命者的角度来看文学,更为重要的则是其道德情操、行动能力以及激发大众共同投入崇高事业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这是一种超出了普通文学的追求,梁斌不只是革命文化人,他还担任过抗日对敌斗争第一线的游击大队的政委,亲自参战、指挥战斗。抗日战争中他还被派往敌占区北平,从事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梁斌在书中回忆冀中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四年之中,牺牲了四个县长。当时,蠡县共十八万人口,从1942年到1943年共牺牲区级以上干部八十余人。博野县共十五万人口,自1942年到1943年共牺牲区级以上干部一百二十余人。几年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是头颅和鲜血换来的,不容易……”战斗在第一线的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经历,是造就梁斌这样的作家的基础和前提。由此,这种文学的评判标准也应该与既往个人主体性美学的价值尺度不同,这是靠理想之光来照亮黑暗、通过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朗照来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的文学!艺术与艺术家的人格具有一种直接的关联,所以“艺术即人格”,没有崇高的人格,也就无从创造出崇高的艺术。梁斌的画作即是他作为革命者的崇高人格的展现,他的画作与其文学创作一样别开生面,开辟出一种风采独具的红色画风、崇高美学,将一个革命者的豪迈情怀灌注于其画作之中。其价值正如鲁迅在为白莽《孩儿塔》诗集作序时所言,这诗集的出世并非要和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它是具有别一种意义的:“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也正是对人民主体性美学非同以往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最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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