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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5月2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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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报力荐
开启寻龙之旅(图)
摘自《中国龙的发明: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施爱东著,九州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推荐理由: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中国龙”究竟是由何人、在何时、如何生产出来的?“龙”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龙”的?是不是只有五爪的才是“龙”?“龙”对应的英文翻译“dragon”是怎么来的,这个译名是否合适?……你都能在本书找到答案。

  全书收入了200多幅欧、美、日等国古旧书刊的罕见图片,由不同的文化符号析出中国形象在域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面貌,揭示出龙形象背后含义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温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旧话题,不仅给我们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新视角,更能脱离时代局限审视域外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以史为鉴,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寻求现代文化困境的破解之道。

  一、龙的阶级属性与国族属性

  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中央电视台自有“春节联欢晚会”以来,几乎每一个龙年,主持人都会毫无悬念地说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样的闪光金句,巨龙也会毫无悬念地翻腾在晚会舞台上,歌手也会毫无悬念地高歌《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岁月轮回,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龙年。如今的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昂首挺胸对着西方世界说“不”,各大媒体一定会反复演绎和宣传“飞龙在天”的自豪感。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是我们要知道,龙虽然是古老的,但是“古老东方”这个概念恰恰是现代的,甚至“民族国家”“图腾”之类,都不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视角的文化概念。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也是很晚近的事。

  龙,从来就不与普罗大众一个阶级。自有龙史以来,虽然龙观念一直变动不居,但龙纹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皇帝称真龙天子,帝王世家称龙族,能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从制度上确立了龙与帝王世系的排他关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匹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明清两代相沿成习,严厉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龙纹。17世纪的俄国使臣尼古拉(Nicolae Spataru Milescu,1636—1708年)也说:“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黄色和五爪飞龙,如发现有谁使用,即处以极刑。”(《中国漫记》)

  中国龙——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龙,或者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乱伦悖礼的僭越概念不可能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用龙来作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符号,只有在需要区分国别的语境当中,才能体现其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由帝王龙向中国龙的转换,其实是龙的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伏羲考》)这段话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龙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四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令人不得不感叹其诗性语言的巨大魅力。可是,闻一多并未阐述这些转换的具体因由。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龙是在何时、由何人、如何生产出来的,龙又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

  二、知识分子的天下观与国家观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葡萄牙冒险家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走私商船在厦门附近一个深水港湾被中国官方查获,伯来拉因此被投入中国监狱,直到1552年获释,其间他与中国囚犯有过密切的交流。伯来拉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中国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说: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做China,把百姓叫做Chins,可是,当问起中国人为什么叫这个名称时,他们却说,“没有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过”。伯来拉非常好奇,接着又问:“你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你们是哪国人,你们怎样回答?”中国人认为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给出的最终答案是:“古代有很多国王,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每个国仍拥有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国就是……省。……国家现在叫做大明,居民叫做大明人。”(《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善恶价值的兴衰问题,他的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过近现代知识分子改装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转换成了国家政权的存亡问题。政权存亡意味着什么?《日知录》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国是一家一姓之国,不是全民之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效忠的只是当朝天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史可法之口,点出所谓的亡国之痛不过是“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

  自有中国史以来,除了南北对峙的宋代曾有短暂的邻国或敌国观念,大多数太平时期,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基本没有空间维度上的国家观,而只有混沌的天下观,以及时间维度上的朝代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大明人或大清人,是为了区别古代的大宋人或大唐人,而不是邻国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在他们看来,华夷关系只是中心与边缘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并列关系,所以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年)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有学者专门对《筹办夷务始末》中的清代外交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之前,文献中一般自称“天朝”,极少称“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的使用频率急剧衰减,“中国”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同时,在对英国的照会中,开始以“大清国”自称。至光绪年间,“大清国”和“中国”已经取代“天朝”成为正式外交词汇(《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由时间维度“朝”向空间维度“国”的转换,是被迫无奈之举。“天朝”被“夷人”从天射落,降成凡间的“大清国”(同期日本文献只称“清国”),虽然还扭捏着放不下一个“大”字,但毕竟是以国与国的姿态对待“西洋国”了。

  那什么是中国呢?北宋石介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国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解释,西方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对应的英文是China,而不是Central Kingdom,丝毫没有“天地之中者”的意思,日本译名“支那”也没这层意思。

  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反复遭受外族凌辱,帝国没落之后兴起的新观念。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一直在试图廓清“国家”的观念:“而国家者,政治之所自出也,故欲知宪政之为何物,必当先知国家之为何物。”(《宪政浅说》)康、梁之外,严复、陈独秀等一大批晚清知识分子,都曾著书立说,纷纷阐释何为国家。

  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即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由晚清知识分子重新发明的新概念,它不再是那个独居天地之中央,由一家一姓所主宰的溥天之下的王土,而是由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被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包装后的一体化新概念,“中”与“国”已经没有分拆阐释的价值,中字不再具有独立于国而存在的“天地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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