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6年1月22日（乙亥除夕前一天），51岁的六爷唐鸿宾身着长袍马褂挥锨奠基，位于天津英租界的鸿德里开工了。1936年2月19日（丙子年正月二十七），唐六爷洗印出了这张照片，使这一天成为鸿德里动工的纪念日。88年后的今天，鸿德里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和平区黄家花园长沙路上。

　　据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干部李菊明先生后代，已是68岁的李建国回忆，小时候，总与鸿德里工程监工赵爷爷聊天。赵爷爷告诉过建国，盖鸿德里时用的都是从海上运来的日本洋灰和叫“美国松”的木材，质量非常好。附近的瑞玮山庄比鸿德里动工晚、造价低，用的是三合土、外墙勾灰，还是钢砖。建国后来说，正因为如此，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鸿德里完好无损，瑞玮山庄前脸儿都倒了,半人高的废砖头落下来，致使一位老太太遇难。我是个建筑外行，对专业术语未必表述准确，这里仅将李建国转告的赵爷爷的话，记录在案。

　　这条胡同给出生于鸿德里的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清一色的砖墙、红门和九方格砖的地面。去年，李家兄妹仲恺、仲芳从日本回国之际，鸿德里的老邻居们，集合在先农大院餐厅忆旧：

　　“1936年，能用照相机的简直凤毛麟角！工程质量好，唐六爷真是咱们鸿德里的大恩人啊。”曹秀亭说。

　　“我爷爷奠基的胡同都以‘鸿’字开头，后来还陆续盖了图纸相同的黄家花园委托商店旁边的鸿文里和西安道稻香村水铺旁边的鸿志里。”六爷的孙女唐爱俊说。

　　“胡同里的房子基本连体，还与左右的永安里、思治里部分衔接，估计当年几个房产主相互照应，配合支持设计施工。”李家建国说。

　　“多年不见，叫个小时候的外号都是幸福。建国哥的记忆真好，他是鸿德里的活档案。”我家小弟高德强说。

　　“唐婶和我们家的联系多，我们一想到鸿德里，心里就特别向往那时候的人际关系，是那样和睦、祥和。”邻居董惠兰说。

　　鸿德里的房子不错，可当年唐六爷给自家和工程监工表兄赵家留下的房子，为什么竟是鸿德里最差的？唐家的房子把着胡同口，前门在长沙路，后门就是鸿德里左侧第一门，冬冷夏热。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乞丐都会第一个光顾唐家，唐婶有包子不给馒头，有馒头不给窝头。陌生人如果来找人，最先打扰的就是唐家。赵爷的房子在胡同的里面，两间小房子把着胡同四周围的小空地，好像是最后补空的房子。我依稀记得，房子不足九平方米，上面有一个小阁楼可以住人。对面住的是赵爷爷的大女儿全家，也就是十几平方米，上面也有一个阁楼。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民园街房管站才将阁楼改建为正式房屋，赵家女儿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六爷唐鸿宾有两个儿子。上世纪50年代初，唐家娶进来大儿媳，几代老邻居们不分辈分，都称呼白细皮肤、逢人就笑的大儿媳为唐婶。唐婶在我们小孩子眼中，是全世界性格最好的人。胡同里谁家有需求，都会找赋闲在家的唐婶求助，就连小孩子拌嘴的事，也要到唐婶这儿来评评理，一代代鸿德里人都把唐婶当作民风的代表。最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已经99岁的唐婶，耳不聋、眼不花。她看到老邻居聚会的合影照片，还补充了很多往事，其中包括我母亲热心帮助他们家的细节。

　　鸿德里曾居住过缝纫机厂老股东李广臣先生的后人，72岁的李家三哥忠朝。他曾感慨地说：“唐婶不住鸿德里，是鸿德里的巨大损失。”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鸿德里，唐家利用得天独厚的房屋条件，开了一个小零售店，难道精明的唐六爷，早就预见到以后孙辈可以用来经商？我还为这个店起名“为民门市部”，并写牌匾。这件事过去了四十多年，唐六爷的二孙女唐爱俊却还记得。童年伙伴小芳，也没忘记我曾将写有毛主席语录的纸夹板，绑到她的行军背包上的往事。

　　唐六爷早逝，两个儿子共育有五个女儿。鸿德里的房产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一部分变为公产由民园街房管站管理，包括唐家、赵家和胡同里不少住户；有的则成为河北省机关产和企业产，如2号门，还有不少仍是私产。唐六奶奶约生于1890年，记得鸿德里有淘气的男孩子，“文革”时曾在唐家门口喊“唐老六”，六奶奶就拿着手杖做一个要打的动作，小孩子们就都吓跑了。唐六爷的长子在外地工作，次子是身材高大的公安干部，娶了同样身材高大的媳妇，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的婚房竟是紧挨厕所盖的一间五六平方米的临建，如果唐六爷健在，不知道心里该是啥滋味。唐婶年轻时哺育三个女儿，与婆婆、小叔子和妯娌，在总面积不足三十平方米的生活空间相处，沉重的家庭负担都被唐婶开朗的笑容化解。如今，唐婶身边有三个女儿围着转，即将向百岁迈进，她长寿的秘诀就是与世无争、中庸谦和、与人为善。

　　鸿德里约21个门牌，房间近百，唐六爷最初可能是为一门一户的中产家庭设计，老少各有安排。锅炉房、储藏间、仆人间都有，如是一门两户也基本合理。上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人口逐渐增多，有的院落就出现了三户或四户。

　　记得三号楼上的孙爷爷，从上海来天津养老，儿子在大中华橡胶厂工作。胡同里的人们都喜欢慈祥的孙爷爷，孙子家镇听话懂事，两个漂亮的孙女孙晓晶、孙晓丽，从延安捧回来宝塔山的土留作纪念。孙爷爷对少年儿童特别关心，算起来，他如果活着，现在应该是近130岁了。

　　鸿德里的邻里关系非常融洽，有些独居院落的邻居喜欢深居简出。16号门里住有侯九爷、侯一爷哥俩儿和他们的后人。建国说，九爷排行第九，其弟侯一爷其实是免去了十，大排行是十一，简称侯一爷。九爷很胖，侯一爷很瘦。九爷约1890年出生，侯一爷1898年生，他们应该算是晚清遗少了。

　　鸿德里孩子们玩得欢，家长们却极少走动。除夕，孩子们打着灯笼在胡同里转圈、放炮，没有家家户户拜年的习惯。平日里，尤其是中午，胡同里安静得飞鸟不惊。只有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时候人才多一些，哪家迎送客人时被邻里发现，相互之间寒暄两句就是了。邻里间没有说三道四的坏习惯，这里长大的孩子单纯、善良、简单。

　　距今58年前，鸿德里突然结束了安静与平静。有天夜晚，8号院内儒雅的林太太突然走了，年仅38岁，她尤其爱笑，笑起来特别动人；发明“通脉养心”中成药的董先生家来了一伙人，拍着点心盒在二楼平台大喊：“快看啊，点心都长毛了，资本家就是这样生活的！”我家楼上住着一个连父母都说不清为什么是“四类”分子的邻居，也常常被街道代表叫出去训斥一番。他每次回到院子关上门，我还管他叫“任叔”。我家斜对面的李爷爷，就是那位缝纫机厂的大股东，跟唐婶一样逢人就笑的李广臣大爷，他家存煤的储藏间，还被人把煤铲出来，说是为了找“电台”“变天账”，本就患有哮喘病的李太太几天后就去世了，还不到50岁。听老人们说，李太太的父亲是工厂大股东，李大爷是学徒，心灵手巧、为人和善，赢得李太太父亲的喜欢，后来不仅把缝纫机厂交给他经营，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李大爷。

　　鸿德里那两年，无论谁家厄运降临，胡同里都不会有人向不幸的人家伤口上撒盐、落井下石，即便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心中藏有一百个问号。我家的前门成了通风报信的窗口：“你家没事，放心吧”——听了我们的话，有的邻居才敢放心回家。76岁的董家三姐董宜兰，多年后，她挑起大拇指说：“高家一家人，口碑没说的。人人佩服你们家四个孩子，被老父母教育得这么好，那个年代为人厚道，在鸿德里数一数二。”我参加工作以后，“文革”还没有结束，我当的是政工干部，绝不随意给人上纲上线。同事们夸奖我年龄最小，可政策水平高。哪有什么水平可言，其实就是我的心太软。当年，隔壁胡同住着作家冯骥才先生，他笔下记述的小猫被残害的案例，鸿德里的孩子绝对做不出来。我家那时就养了一只小猫，人人喜爱。改革开放后，冯先生还让我去她的妻姐家选猫。一些邻居落实政策返津后，我们都如亲人般为他们感到高兴。

　　老鸿德里的孩子们，大都有过良好的家教，待人诚恳。凡做错了事，家长都主动批评自家的孩子，生活上也从不攀比。我羡慕隔壁孙家的牛哥，晚上总在成都道与长沙路路口，在刚刚安装的水银灯下看书。1965年，他被耀华高中录取。鸿德里3号院的美女高丽华姐告诉我，牛哥当年在自家门上贴了张封条，对外说刚抄完家，果然便躲过了抄家。恢复高考后，2号院李家兄妹分别被南开、天大录取，董家的孩子被西安交大录取，都是鸿德里的骄傲。

　　还记得我和小朋友童年的一件往事。那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马上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歌曲最流行的年代。一天，胡同里四个小朋友一起玩，其中两个同时捡到一分钱，这个活“雷锋”不知应该算是谁？我出主意就别交警察叔叔了，一分钱买四支白粉笔，外加两只彩色的。大家在胡同里的黑板报上，用粉笔写“毛主席万岁”就是了。哪里想到，晚上，我得意洋洋地跟妈妈说起这件用我的“聪明”化解难题的事，妈妈原先的家教一般是说服教育，然后是写检查，老师夸我的字写得不错，可能就是总写检查练的。可是这回不行了，妈妈对我近乎吼叫起来：“你把那几个都给我叫来，一块儿去派出所说清楚。”我只好用计策把如今在日本的小芳，以“我又租小人书了”的名义骗出来，四个人中还包括唐家老大，我们一起去了派出所。我妈让我们跟民警讲事情经过，她交了一分钱，还对警察说，如果现在不讲规矩，长大了做商业工作，岂不都成贪污犯了。她的哥哥，前年跟着姥姥去买粮食，路上捡到一百多斤粮票，都如数交给粮店了，事迹登上《中国少年报》，儿童影院的漫画专栏宣传了好几个月……我那时真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警察叔叔并没有严厉批评我们，只跟我妈说，孩子们想得挺哏，快回家去吧，明天还要上学呢。记得那位警察叔叔叫王大震。去年聚会时，小芳跟我提起这件事时说：“你妈对咱们要求太严，现在想，警察好容易休息了，还要接待这么一堆小孩，为了一分钱‘立案’，哈哈哈哈……”一桌子的人都大笑不止。

　　童年的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十年后，我做了少先队辅导员，小学生经常交给我捡到的一两分钱钢镚儿，还有一两到一斤的粮票，我都存在铁罐里、贴在记录本上，离任前交给学校。多年后，我担任出版社发行科科长，“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坚决拒绝书商与我进行私下交易。母亲九旬之后，这样评价我：“你就是一条大道走中央的人。”这是已经略显糊涂的她，对我的最高评价。我对母亲说：“因为我小时有‘案底’。”可是母亲已经听不懂我这话的含义了。

　　鸿德里竣工时，那端庄的正楷字胡同名，是出自哪位书法家之手，已无从考证。现今铁架子上高悬着的“里”和“鸿”两个字，“鸿”是竣工时的原版，有原汁原味的厚重，令人回味。而“里”字是后补的，至于最能体现鸿德里民风的“德”，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想，当年鸿德里的孩子们，早已将“德”字深深地烙印在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