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公园一带，满满的都是西式建筑。其中有一座白色大楼，主体三层，局部四层，屋顶带有圆形重檐塔楼，正立面两侧为科林斯柱式，入口处前凸，两侧各有双柱承托门厅，上做三角形山花，形成柱廊。外檐采用壁柱式，有许多西洋雕饰，是一座典型的欧洲折衷主义风格建筑。这就是在天津近代金融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著名民营银行代表──东莱银行大楼旧址。

　　近代天津“银行”始于外商银行，而属于中国人自己管理经营的第一家新式银行，是1898年由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天津开设有分行。到了民国时期，除了官商银行，民营银行也获得了蓬勃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北四行”。此外，当时天津还有一家民营银行对天津的经济发展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这就是东莱银行。

　　东莱银行成立于1918年2月，由刘子山与他人共同出资200万元创办，刘子山任董事长。这是一家民营独资金融机构，总行最初设在青岛。创始人刘子山早年家境贫寒，14岁时便只身赴青岛谋生。在这期间，他自修德语，通过给一名德国建筑师当翻译同时代办建筑材料，开始了其传奇一生的创业生涯。

　　东莱银行成立后，刘子山就开始着手在全国各地开设分行。对华北地方的金融业务，他将目光放在了天津。1919年3月1日，东莱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初定为一般商业性银行，隶属于东莱银行青岛总行，其主要职能是办理储蓄、信贷、仓库、信托等业务。天津分行行址初在宫北信成里，1921年迁至宫北大狮子胡同，1925年迁至法租界21号路（今和平路）营业。

　　自开设分行后，刘子山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天津。分行初创时，经营颇为困难，刘子山多次从总行运送“现洋”支持天津分行的正常运作，曾一次输送银币15000枚，经安徽运抵天津宫北分行。在刘子山的心里，天津迟早是能够承接他全部经营业务和资产的理想之地。1926年，山东屡经战乱，青岛的投资营商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严重影响了东莱银行的正常经营和业务拓展，为保住艰难创立的基业，刘子山遂谋划移师天津。

　　1926年初，刘子山携全家来到天津，随即把天津分行改为总行，青岛东莱银行则改为分行。此后几年间，天津东莱银行的业务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华北地区著名的金融财团。到1932年，东莱银行天津总行迎来了自创办以来的鼎盛时期，其存款余额高达上千万元。除了拓展业务，东莱银行还积极参与到天津的社会活动中。据史料记载，在一次赈灾中天津工商界人士纷纷捐款，东莱银行也积极响应，东莱银行还参与了其他天津慈善救助事业。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进一步蚕食中国，华北局势日益紧张，东莱银行天津总行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阻碍了东北与关内的经贸往来，天津的金融界也失去了东北这一发达的工商业市场。

　　继1932年达到高峰后，东莱银行的业务从1933年初开始急转直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趋于半停滞状态。同年9月，刘子山再次作出决定：将东莱银行总行由天津转移至上海，原天津东莱银行再一次被改为分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子山逐步停止了发展业务，只希望东莱银行能勉强维持，而日本侵略者妄图拉拢、吞并东莱银行。刘子山避居天津法租界，并明确表态，拒绝与日伪合作，彰显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情怀。他派长子刘少山赶赴上海，召集东莱银行同人传达其指示：“国难时期，宜闭关自守，紧缩业务。本人自愿不再提取股息，以维同人生计。”

　　1951年11月，东莱银行天津分行与中国垦业银行、天津中孚银行在天津组成联营集团（简称“新三集团”），加入金融业第十联营总管理处。1952年12月15日，天津四个联营集团的18家银行再次合并，成立中国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至此东莱银行走完了其在天津的全部历程。如今，东莱银行大楼仍然屹立在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地带，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金融业发达的历史见证。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原东莱银行大楼是由前后两幢建筑组成的，通过主入口上方的建筑连通，前边是银行办公，后边是家庭居住。两个建筑之间，形成一个合院式的布局，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居住方式的一种延续。

　　刘少山购进的海源阁善本藏书因为双方的秘密协定，交割价格不得而知，加上后来从他处收进的六十余册书，刘家共计藏有26种427册宋元刻本，其中，宋刻孤本《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更是被誉为“旷世奇书”。

　　1952年9月，这批在上海封存了4年的图书，再次被运回天津东莱银行，正式捐献给国家，入存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