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

　　依然是那勇敢的

　　不怕失败的少年

　　有不少文学作品，享有一时盛誉或畅销至洛阳纸贵，但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还有一类，隔着久远的岁月重读，依然能感受到它涌动的艺术能量。张炜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古船》就属于后者。文学评论家白烨也曾回忆：“2010年‘当代文学会’老同志聚会，《白鹿原》《古船》《尘埃落定》是大家公认的三部长篇力作。我跟陈忠实关系比较好，陈忠实曾对我说，《古船》给了他震惊。”

　　《古船》至今还留着很多待解的谜团，张炜在这部小说中对历史的思考之深，至今仍没有过时。与作品一起长青的还有张炜本人，虽然岁月让年龄增长，但常年在精神世界跋涉，让张炜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正如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评价所言：“张炜依然是那个勇敢的、不怕失败的少年。”

　　张炜的作品是创作辨识度很强的独特存在。《你在高原》系列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树碑立传，因这部作品，张炜也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在同为山东籍的著名作家莫言眼中，张炜是“勤奋的劳动者、深刻的思想者、执着的创新者”。从1973年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四十多年，张炜写了1800万字，难以想象的是，都是一笔一画在稿纸上写出来的。“手写和电脑打出的稿子味道还是不一样，就像机器轧出来的面条和手擀面还是不一样。”张炜说。虽然笔者几乎不再动笔写字，但此时脑补了一下两种面条的差别，瞬间理解了张炜的用心。

　　他以二十余年之功，阅读并阐发经典。比如他深度解析苏东坡，写出《斑斓志》；授课分析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的诗与人生，出版了《唐代五诗人》；李白和杜甫更是他研究和赏析的重点，发表过长文《李白杜甫之异同》，出版过专著《也说李白和杜甫》。

　　张炜说：“我的写作几乎是全力以赴的、自谦自信和永不满足的。我不敢荒废光阴，不曾停止学习，更没有沾沾自喜。我一直把创作当成心灵的至高要求，同时又化为不间断的劳作。”

　　小说是绝妙的语言艺术

　　其他体裁无法取代

　　问：您如何认知写作这件事？

　　张炜：一个人的努力工作或者说劳动，是一种乐趣相随的辛苦。在较长较大的工作任务和目标面前，眼睛望过去会感到畏惧，但只要从头干起来就好了，诸多困难也会迎刃而解。所以劳动者总是对自己的双手感到满意。他对长期以来的劳动积累下的数量并不敏感，而只对这个过程有更多感受和享受。劳动者的主要收获或馈赠，尽在于此。如果一个人写了40年或更长时间，工作对他意味着什么，大概总会明白一些了。

　　问：您会看别人写的作品吗？

　　张炜：我对最好的虚构类文字还是十分着迷的，不过这种作品在书店里很少。不客气地说，大多数虚构都是在胡编乱造，不属于语言艺术，看它们是浪费时间。我会更多地去找那些非虚构的作品看，比如一些有意思的历史人物的一生，对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谓的非虚构，也是相对的，这些书也不可能没有作者的私货夹带其中。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比开门见山就说自己是虚构的那些文字要可靠一些。虚构仍然是某种形式的言说，也需要强大的说服力；非虚构的直接言说就更需要说服力。

　　问：说明您对好小说有一个很高的标准。

　　张炜：没有比编造糟烂故事更无聊的事了。杰出的虚构故事一定是隐藏了最大的真实，这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另外，这一类绝妙的语言艺术也不是其他体裁所能取代的。可惜这样的杰作很难见到，轻浮草率的编造太多了。如果写出那样廉价的虚构文字，写作者应该感到羞愧。我严格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问：确实现在好的小说越来越少了。

　　张炜：我认识的一个写作朋友有个聪明的见解，教给我说：一定要多写故事，少写或不写言论。问他为什么？他说，故事是任人评价诠释的，它会在各种解释中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神秘，也就越来越有影响；而一旦作家的言论多了，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人家也就知道了，再也不感兴趣了。

　　问：那么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张炜：我没有反驳他，但不想听这种精明的计算，因为文学与思想，即诗与思，好像还不是这样的。那种办法违背了为文的初衷。我不想精明作文，也不想为故事而辛苦，那都是机灵的买卖。我从一开始写作即因为热爱，在场和发言，这才是写作的目的，应该尽力去做。我像讨厌假话一样，讨厌廉价而轻浮的故事。

　　文学到了杰出的境界

　　内核都是浪漫主义

　　问：您说“在场和发言”，是否意味着您想写一部反映当今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

　　张炜：从学术上讲，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使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这似乎没有问题。但是从作家的体验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其实没有什么“现实主义”。仅仅是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字，不可能是杰出的文学。只要是好的文学，它就是经过了心灵创造的“非现实”，就有变形、夸张，就像飞机起飞的过程一样，先是贴紧地表滑行，到了一定速度还是要起飞的，要到高处。艺术到了杰出的境界，没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分，都一定是浪漫主义。杰出的文学没有不浪漫的，内核都是浪漫主义的。

　　问：您的书有时还会以动物为主角。

　　张炜：有一位诗人朋友对我说，“我总觉得你写动物比写人好，带着那么深厚的爱和情感。”我觉得他对我的理解是深刻的，是很大的文学表扬。我爱动物没有私心，它们对我也没有私心。而且我在少年时代，接触的人很少，更多是与动植物在一起，所以我也更理解它们，与它们之间有纯粹的爱。一般的爱，对于文学家、诗人，可能不够用；一般的善，可能也不够用。深刻的悲悯会让他们变得更加浪漫。

　　问：您一直在研究古代文学，您如何评价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传承，如何理解和看待古人？

　　张炜：读古人的作品，是一个感动和感慨的过程，只要读进去，就会理解他们。我们对古人应该有更多的理解，但是读到现代人关于他们的文字，我心里常常泛起遗憾。现代人过多地从现在的生活出发去要求他们、理解他们，有时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比如想让他们反对皇帝，这只是为自己时下的生存考虑，透出自私或天真无知。

　　古代人的心理及人性与今天的人并无太大不同，他们面对不平、苦难、利益、权利、胁迫、疾病、饥饿等种种情况，作出的反应大致和现在的人一样。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要格外重视了，因为这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比如一个古人突然极其勇敢，能够直接痛斥权贵；比如一个人快被处死了还能作出文采丰沛的诗文；比如一口气喝掉无数美酒后还能呼号欢歌。这种种情形都异于常人，所以就需要从头、从深处找出缘由。这些寻找的过程，是认识生活与人、更是认识时代的大路径。

　　碎片化信息无处不在

　　很容易消耗宝贵时间

　　问：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文学不如以前受关注了，在这种外因之下，您动摇过吗？

　　张炜：怎样对待文学这种好像“可有可无”的事业，这是一个问题。人生多艰，但生活总要继续，写作也就还在继续。我觉得，尽可能不去浪费光阴，努力坚持诚实和干净的工作，这样度过时间，是对生存的安慰。

　　问：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作为亲历者，能否谈谈您记忆中文学的模样？

　　张炜：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对我个人，对整个文坛来讲，可能都是写作的激越时期，起码回忆起来好像如此。那也是身心有力的、向上的时期，所以才有很多认真深入的追究。对以往的事情、仿佛事不关己的东西想得很多，很激动。人处于青春岁月容易无私，而无私的精神才会感人。人上了年纪就有身体或其他方面的担心，还有长期以来经验得失的总结，所以就会变得多虑或自私一些。这当然是比较而言。相反的情形也不少见：有人老了，可是越老越公而忘私，能更勇敢地说出一些真话，为公众和社会争利益。这样的老人真是纯洁，是青春永在的人。

　　问：您觉得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有哪些？

　　张炜：今天的时光，与百年甚至是十年前大为不同，二者在时间度量上好像不再等值。因为网上大量碎片化的内容，小道消息、各类八卦见闻、各种自我展示，很容易消耗宝贵的时间，让人迷失其中，这是真正的光阴似箭。没有比今天的时光更值得珍惜的了。人们在每天翻滚而至的海量信息面前未免麻木，麻木也是一种感受状态。当下的写作者，首先要安定下来，仔细想好，让自己归于怎样的一群和一类。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追随潮流，在流行和习惯中顺流而下，不知不觉就抵达了生命的终点。这样高高兴兴一场，似乎也没什么不好，但我觉得更应该用明晰冷观的眼睛写下这一切，留下自己的劳动果实。

　　问：现在短视频成了普及度最高的传播载体，实际上在大众眼中文字逐渐被轻视，您认为文字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张炜：文字记下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事件、美和丑，让我们感到阵阵惊奇。如果不是因为有文字，我们不知道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上，会有这样坚韧不屈的守望、这么天真烂漫的想象，以及这么多的顽皮。这是人类的精神积累。文字的记录的确是不可取代的，即便发明了视频录像这类方法，文字的力量还是会以强大的特征表现出来。文字伴随了更大的自由，让深沉的灵魂隐匿其中。所以，让人类再选择一次，还是会选择文字。

　　张炜谈李白杜甫

　　李白从天空直接降临 

　　杜甫自地面向上攀登

　　李白和杜甫离我们并不遥远，唐朝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和我们一块儿走到了这个网络时代。我们需要对李白和杜甫有新的认识，每个人在不同时代都会遇到新的李白、新的杜甫。

　　李白和杜甫并行在同一个时代，有一段时间还结伴而行，成为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一道诗歌风景。纵观一国、一区、一地，最有趣的是常有这一类“双璧”。美国的海明威和福克纳，也多少有点像李白和杜甫。海明威豪情万丈，拳击、豪饮，还到战场去侦察，总是乐于冒险。这个人的可观赏性极强，很外向很有趣，随处留下谈资。但福克纳就有点内向，打扰的人也少。

　　无论性格还是作品，李白和杜甫的确会找出许多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东西。所以人们喜欢研究两人之间的“对立”或“差别”，但他们还有大量的共同点值得注意：他们的情感模式、对待友谊的方式，如何对待社会疾苦，特别是对于艺术本身的那种深刻的执着和深不见底的迷恋，还有巨量的、漫长的艺术操练，他们的艺术表达，这些往往既有不同，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通的。所以我在《也说李白杜甫》这本书里，重点阐述了他们的“相同”。

　　李白和杜甫，本质上都是高度的浪漫主义。如果把杜甫强大的浪漫性、幻想性，追求艺术的完美性去掉，我们就理解不了杜甫，甚至窄化了杜甫，让他的形象变得单一，只是苦吟的、老迈的形象。实际上他比李白要年轻得多，他的一些代表作也是极度浪漫的，只是杜甫的性格和李白相比显得稍微保守一点，于是就被很多研究者定义为“现实主义”的代表。

　　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李白是从天空直接降临，杜甫是自地面向上攀登──攀登到个人的浪漫、幻想、夸张的艺术高度。艺术家的性格、风格、观感可以不一样，但是从艺术的本质来说，他们都是浪漫的。杜甫写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一类诗，流露出了骨子里的浪漫。在追求完美、浪漫幻想这一点上，杜甫不亚于李白。只是，比起李白的浪漫，杜甫的风格自有不同。杜甫训练文笔更严谨、更执着、更内向，也更用心。

　　杜甫写了许多自己看到的民间疾苦，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但他也写安逸的生活，比如在杜甫草堂那段时期，他写出了明朗、抒情、欢乐的特质。杜甫是一个对万事万物都很敏感的人，无论对人还是对物，都有着超出常人的善良和悲悯。他最好的诗还是他的那些纯粹的诗，抓住了诗歌的核心。

　　其实所有优秀的文学家，中外古今，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不是只有强烈触及社会层面的文学才是优秀的文学，文学还有许多其他要素，关键在于文学性，即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