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北路与大连道交口东南隅，矗立着一座身形并不高大但沉稳庄重的深灰色金融建筑，它就是解放北路157号的原怡和洋行大楼。该建筑现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由苏格兰裔英国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与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于1832年7月1日在中国广州创办，创立之初以创始人威廉·渣甸之中文译名命名为“渣甸洋行”，标志为苏格兰“国花”蓟花。
渣甸洋行早年主要从事茶叶及鸦片贸易。18世纪初，英国人对茶的需求量攀升，但中国很少需要西方的产品，英中贸易逆差巨大。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等地大量种植罂粟，制成鸦片销往中国。清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道光皇帝派遣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查禁烟土。翌年四月，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实行禁烟。洋行的经济利益受损，创办人渣甸来到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与清朝开战，同时力主从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作为贸易据点。渣甸和马地臣不仅参与了鸦片贸易，也是导致鸦片战争的罪魁之一。特别是渣甸对他爱丁堡大学的校友，英国外交大臣亨利·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游说起到重要作用。
渣甸洋行成立之前，有“天子南库”之称的广东十三行在广州叱咤风云。伍氏家族的“怡和行”便是其中之一。然而，清政府的禁烟运动及鸦片战争的爆发，让十三行遭受重大打击，怡和行亦逐渐走向衰亡。1842年，渣甸洋行将总公司从广州迁至香港，为借助怡和行在内地的名声，将“渣甸洋行”更名为“怡和洋行”。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初，是英资四大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记洋行、会德丰洋行）的天下。其中成立最早、实力最强的便是怡和洋行，曾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说。当时，怡和洋行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亦被称为“洋行之王”。
怡和洋行天津分行于清同治六年（1867）设立，是仅晚于高林洋行的天津第二家洋行，最早的办公地点在原天津英租界河坝道（今台儿庄路）。怡和洋行的规模位居天津四大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之首。
位于今解放北路的原怡和洋行大楼始建于1920年，1921年竣工。大楼建成后，人们将怡和洋行大楼北侧垂直于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的道路命名为“怡和道”（E Wo Road），该路名一直沿用至1949年。大楼为二层建筑，平面基本呈日字形，设有三间地下室，总建筑面积2861平方米。当年怡和洋行的进口部、出口部、轮船部、机械部、木材部等管理机构均在楼内办公。大楼后院原建有仓库，东临海河，地处要冲，交通便利，为其商贸进出口创造了优越条件。
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水刷石饰面，呈深灰色。建筑长边向西面向解放北路，立面除与西北转角相接的一跨之外，呈左右对称设计，主入口位于西立面中间部位。入口顶部女儿墙拔高，做三角山花加强入口的引导性。山花下两组科林斯柱式巨柱形成凹廊，二层为三扇一组的长方窗，首层大门划分为上下两层，门楣做涡卷装饰，门套线脚层层叠涩，细腻精致。大门两侧各四跨，用方形扶壁柱分割，柱间做长方窗，用简洁的方形窗框和窗台线脚装饰。与西北转角相接的部位有一个小门，曾作为银行自动取款机独立入口。建筑另一主入口位于今解放北路与大连道交口处，占据地理优势。入口处做折角处理，顶部女儿墙做了一个很矮的二层台，台顶做一装饰性华冠。二层为三扇长方窗与立面装饰线框相结合，形成五均分的节奏感。窗槛墙很宽，其上设置匾额。首层满开四扇铜框玻璃大门。大门上方的铁艺玻璃雨棚未见于历史资料，乃新增构造。北侧没有入口，立面采用和西立面近似的手法，除与西北转角相接的一跨之外，其余三跨左右对称。正中一跨将科林斯柱式变为双扶壁柱，顶部亦采用三角山花和女儿墙拔高的手法，与西立面相呼应。
渣甸1843年退休，回到苏格兰后担任国会议员，不久病逝。马地臣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被驱逐出境，但并未立即回国，曾一度在中国沿海走私鸦片。马地臣的坟墓位于英国萨瑟兰郡的莱尔格，据说墓碑上雕刻着罂粟花。渣甸一生未婚，马地臣婚后无子。最终渣甸的姐姐继承了他的财产，她和英国人托马斯·凯瑟克（Thomas Keswick）结婚后，怡和集团由凯瑟克家族掌管至今。
自1872年开始，怡和洋行逐渐放弃对华鸦片贸易，随后投资业务呈现多元化。1912年后，怡和将总部设于上海。1949年后，怡和在中国内地的大部分资产及生意被收归国有。1954年，其在中国内地最后一家办事处关闭，总部迁至香港。1984年，怡和将公司注册地点由香港迁往百慕大。今天的怡和已经是一家多元化的国际集团。只是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这家集团的“第一桶金”是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1872年开始，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此后，怡和洋行首席买办梁炎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北方的草原。内蒙古包头，100多年前，悠扬的驼铃带着大量货物来到天津，中国北方优质的皮毛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天津的洋行去包头收购皮毛，所以，包头的皮毛从驼道运来，最鼎盛的时期，每年有2000多万斤的毛，将近25万张的皮子运往天津，占了整个天津出口量的91%。驼道、火车、码头、出海，梁炎卿开辟的这条黄金商路，最终变为天津出口的主要渠道。到1930年，天津畜产品的出口量竟占到全国的60%以上。（节选，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