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因此后人建孔庙祭祀。第一座孔庙建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的曲阜。作为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孔庙亦称文庙，承载着我国古代教育的崇文传统。明代正统元年（1436），天津始建文庙，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它始终是天津教育文化的中心。百花文艺出版社日前推出青年学者罗丹所著《天津文庙古今谭》，这是天津文史界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书寻溯源流，挖掘底蕴，通过历史、人文、建筑等方面的解读，展示了文庙对天津城市发展和文教兴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罗丹的专著，笔者连类而及考察了文庙与天津的早期教育问题。在《雍正十三年乙卯科顺天乡试录》的记载中，发现了一条与天津文庙及清代教育相关的珍贵史料：

　　“第一百五十六名，曹炳，正白旗汉军都统祖鲁佐领下，副榜贡生。”

　　汉军曹炳中举后，于清代乾隆六年（1741）至十七年（1752）任天津县学教谕。县学设在文庙内，曹炳在天津文庙工作长达12个年头之久。

　　天津作为明代设的军卫之城，若想发展为繁华都市，就必须重视教育。面向大众春风化雨般的崇文宣示，是设在文庙内的县学职责所系。曹炳任职期间，积极倡导儒学教化，勉励符合忠孝节义价值观的人物。如天津县民殷凤娘，遭逼良为娼的厄运，但她宁死不从，秉持了节义。时人广泛征集表彰殷凤娘的诗文，由章天垣汇编成《彤管流芳》一书，其中也收录了曹炳《邢烈妇殷凤娘诗四章》。

　　值得深究的是，诗作者曹炳自署祖籍为“三韩”。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释“三韩”条目：“今人谓辽东为三韩。”清代康熙年间礼部尚书韩菼撰《织造曹使君寿序》云：“以余所见，三韩曹使君子清，乃诚善读书者。”曹子清即曹寅，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辈。《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载，曹寅是辽东曹氏四房的直系后裔。据此可知，“三韩”是辽东的别称，曹寅、曹雪芹的祖籍为“三韩”，就是辽东。《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中没有曹雪芹的名字。笔者查《钦定八旗通志·选举志》，发现雍正元年至乾隆三十年间，汉军旗人（包括包衣）中举人的有四位曹氏，分别是雍正十三年正白旗举人曹炳、乾隆元年镶蓝旗举人曹秉顺、乾隆十七年正红旗包衣举人曹世德、乾隆二十四年正红旗举人曹世顕。曹秉顺、曹世德、曹世顕三人与曹雪芹均无涉，但曹雪芹既然属于辽东江宁织造的曹家后裔，他与同来自“三韩”江宁织造曹家的曹炳究竟是什么关系，有必要结合相关文献进一步探索。需要说明的是，《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中记载了两个曹炳，一个是辽东三房曹桂芳之子，另一个是辽东五房曹秉桓之子，其实他俩为同一人。因过继导致曹炳的旗籍隶属发生微妙的变化，由原来的正白旗包衣人变成了汉军正白旗人。

　　据《雍正十三年乙卯科顺天乡试录》可知，曹炳是举人，并且中举后还出任过天津县学教谕。那么曹雪芹是否中过举？这不仅是对其生平事迹的空白点研究，还涉及《红楼梦》作者如何对待功名的问题，非常值得做深入的研究。清代毛庆臻著《一亭考古杂记》，提到曹雪芹时称“汉军举人”。清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提到曹雪芹时称“孝廉”。汉武帝设立的察举制考试“孝廉”，有“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系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称某人为“孝廉”，与举人或功名相关。当代学者王利器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载“天佑（颙子，官州同）”，认为曹天佑就是曹雪芹。但我们知道，按照传统的说法，曹雪芹是蔑视功名利禄的，与他在《红楼梦》中塑造的贾宝玉形象差不多。当然，研究这个问题时要撇开先入之见，不能以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倾向去机械地类比作者。如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的吴敬梓，并没影响他创作揭露科举制度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祖辈曹寅到父辈曹顒、曹頫等，其家族都是走入仕途的人，他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家族的影响，甚至也不可能太背离家庭安排的生活道路。只不过后来随着曹家的败落，曹雪芹可能失去了科考的机会。雍正六年(1728)，曹頫因骚扰驿站、经济亏空等罪革职抄家，举家迁回北京。从“秦淮旧梦”到“燕市哭歌”，曹雪芹由南京迁到北京后的踪迹，与创作《红楼梦》直接相关。可惜许多问题红学领域至今并未弄清，如有研究者认为曹頫是曹雪芹生父，有的认为是曹顒，也有的认为与这二人均无涉。曹雪芹身世的扑朔迷离为研究者解读《红楼梦》带来了障碍，“诗书家计俱冰雪，何处飘零有子孙”？清代诗人屈复怀念曹寅的诗句不幸成为谶语，无根的漂泊是曹雪芹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他在失衡的生存环境中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最佳方式就是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对自己及家族命运进行“天问”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