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位文学评论家将天津作家的津沽叙事写作，放在天津历史和文化精神的大坐标上去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量，黄桂元的新著《沽水升乡愁》就令人耳目一新。作为“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津渡十种”中的一本， 该书承负着艰巨的文化使命，正如主编罗澍伟先生所述，这套系列书的主旨是要“深入认识这座城市的文化创造力和当代价值追求，以及丰厚滋润的精神归宿”，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城市文脉”。我与黄桂元的文字之交始于四十多年前。四十多年来，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见证了他始终关注本土作家的创作轨迹，天津文学几乎每一个前行的印记上，都有他殷切的目光和热情的推动，所以，由他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这套系列书“津渡十种”却是口袋书，它对编著者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为方便读者携带，边走边读，它必须是薄薄一册；为便利读者随时随地、任意翻开来便能够读进去，它又必须具有可读性，文字娓娓道来，主旨大意深入浅出，关键处要醍醐灌顶，令人豁然开朗。作为十种之一的《沽水升乡愁》，还有另外一大难处：天津建城618年，津沽叙事文学写作泱泱漫漫，如何于如此广大而散漫的文字中梳理出清晰的文脉，也是对编著者的一大考验。好在黄桂元驾轻就熟，他将全书分为8个小章：“晚清的黄昏，怪影重重”“城市写意，从清末到民国”“浮世绘，民国众生相”“家族叙事，白雪与红尘”“五大道的岁月镜像”“不再尘封的红色记忆”“风景延伸，改革年代的文学”和“津津有味，永远的乡愁”，让时间与空间共同构成边界，从而能够游刃有余地进入文学的发掘与思辨。

　　“国内最早以长篇小说形式表现晚清历史的，是已故天津作家、学者鲍昌先生。”黄桂元以此句开篇，显示出为天津作家本土津沽叙事题材创作著史的自信。著者以题材时间为序，展示这一创作的丰厚成果：鲍昌《庚子风云》，冯骥才《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李治邦《津门十八街》，武歆《树雨》，林希《天津闲人》，宋安娜《十城记》，王松《烟火》，赵玫《朗园》，龙一《潜伏》《借枪》《代号》，武歆《天津爱情》，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航鹰《开市大吉》《金鹿儿》《明姑娘》，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肖克凡《黑砂》《最后一个工人》《工厂文学简报》，王松、杨伯良《团泊的春天》，题材时间跨度百多年，题材空间涵盖了老城、旧租界，表现生活的层面更是丰富多彩：从改朝换代、时代风云激荡，到街头里巷人间烟火；从改革开放、开拓进取，到脱贫攻坚、建设新天津，津沽叙事不仅谱写了百多年城市觉醒掘进的壮丽史诗，而且在这个丰厚宽广的时代大背景下，塑造了一个个富有天津文化精神、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

　　阅读《沽水升乡愁》，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津沽叙事作品所凸显的天津勇于进取、善于引领风气之先的城市性格。改革开放初期，正是文学度过严冬后生命力勃发的年代，“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铺花的歧路》等作品便从天津起步，“改革文学”更是以“乔厂长”这个人物作为特殊标志；以天津“红色记忆”为题材的小说，字里行间激荡着天津方式的义薄云天、舍生忘死拯救民族的大义。同时，阅读《沽水升乡愁》，还能够清晰地体会到天津作家探究城市精神、赓续城市文脉的不懈追求。黄桂元写道：“天津文学为宏大的中国文坛坐标系所接纳，得益于‘第二代作家群’（以蒋子龙、冯骥才为领军人物）的各领风骚，乃至‘第三代作家群’的破茧化蝶。他们或出生于斯，或成长于斯，不是游子，不是过客，不是他者。这方水土的民风与人气滋养了他们。他们也用文学反哺天津，诉说着绵绵无尽的沽水乡愁。”于是，津沽叙事在中国文坛上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浓烈的天津地域文化气息，城与人在故事中互相攀扯着、勾连着，天津百多年的景象鲜活地成形了，散发着天津独有的人间烟火气。

　　《沽水升乡愁》的体例十分新颖。编者独出心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立体化阅读方式：左页刊发作品选段，右页刊发著者正文，既可以跟从著者走向文笔深处，又可以随时领略原著的风采。全书立史而不拘泥于史是又一独到之处。著者充分展示了他娴熟的叙事能力，放弃了评论家的架子，以随笔化写作亲近读者，海阔天空，形散而神不散，津沽叙事夹叙海河掌故，小说故事夹议天津名人，从李叔同到五大道，从庆王府到吕碧城，更有周恩来、邓颖超少年时代的觉醒与成长，有叶嘉莹将毕生积蓄捐赠南开大学、“托身从此永无乖”。于是，形形色色的文学乡愁，就这样弥散开来。正如黄桂元所述：“这也给了作家热爱天津、融于天津、筑梦天津的理由、自信与动力，并心怀感恩，解码天津的前世今生，不断奉献诗意且厚重的城市叙事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