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并没有停下侵略的脚步，反而变本加厉，步步紧逼，阴谋迭出。随着日军持续向关内扩张，热河沦陷，长城抗战失利，山海关失守。自1934年起，日本从军事、政治、外交等维度向华北渗透，不断制造事端，企图离间中国国内各方力量，逐步实现吞并中国的目标，先后抛出“天羽声明”“广田三原则”，逼迫国民政府签署多项有损华北主权的协定，扶植汉奸势力，策划华北分离运动。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当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镇压抗日爱国力量。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进程中，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从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敌后挺进。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公开提出红军北上对日作战，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战、联合御侮。中共中央随即下发秘密文件《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部署各地党组织配合红军抗日行动，在地方开展抗日动员。

　　1934年12月8日，受北方党组织领导，群众性抗日团体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天津分会成立。成立大会通过决议，拥护红军北上收复失地，号召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组织武装力量，配合红军对日作战，并发出致北上抗日红军的贺电。这是天津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抗日号召，在本地建立的重要救亡组织。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赣根据地后，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计划向皖南开辟抗日新区。但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堵，1935年1月在赣东北怀玉山陷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英勇就义。而在此之前，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已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长征之路。

　　红军长征途中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另一方面却筹措资金、扩充军队，持续“围剿”红军。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发布《八一宣言》等一系列文件，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宣言、通电通过地下渠道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传递到平津地区党组织手中。天津市档案馆现存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国民党当局发布的共产党抗日传单、进步书刊的查禁目录，从侧面印证平津地下党组织持续向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传播党的抗日主张。红军长征的消息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传入天津，引起进步群众强烈反响。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依托党员与进步群众，抓住红军北上抗日带来的有利形势开展宣传，使群众逐步了解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为开展大规模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奠定思想基础。

　　1935年秋冬，日本加紧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将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更加深重。11月13日，刚刚结束长征不久，驻于陕北瓦窑堡的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当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这些文件经由地下交通网络传入华北，成为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的纲领。12月9日，北平数千名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由此爆发，并迅速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12月18日，天津学生响应北平行动，举行大规模抗日示威游行，并决定成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

　　一二·九运动之后，国民党当局加大了对爱国学生的镇压，爱国斗争单纯依靠城市街头游行难以长期坚持。中共地下党组织认识到，青年爱国斗争不能局限于校园，需要深入乡村工农群体，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抗日思想。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根据党的指示，为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学生离开城市，徒步进入河北农村，通过公开演讲、排演活报剧、散发传单等形式，向农民讲解民族危机。宣传活动多次遭到地方军警的阻挠和驱赶，但宣传团坚持完成工作。返回北平后，以宣传团骨干为基础组建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改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成为华北青年抗日的核心组织。

　　与此同时，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胜利召开。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派刘少奇作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前往天津，重建北方局，恢复北方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组织联系，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1936年初，刘少奇抵达天津，把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落实到华北工作中，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由此进入新的阶段。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理想历经万里辗转，在中国大地上书写了一个大大的C字形，终于落地在华北这片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上。

　　抵达天津后，刘少奇持续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北学生运动情况，党中央以信函、电报等方式不断给予指导。北方局吸取斗争经验，纠正学生运动中存在的冒险主义倾向，提出将秘密党组织工作与公开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之前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实践，也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探索出新的工作路径。1936年暑假，在北方局与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民先队和各校进步学生继续深入乡村，开展暑期义务教育活动。学生们选择王兰庄、姜井等津郊村落作为活动据点，开办农民夜校、识字班，以义务教学为掩护，教民众读书识字，传唱救亡歌曲，讲解时局形势。青年学生在田间走访，发现和培养农村抗日积极分子，并在部分村庄建立基层党支部。在农村扎根宣传的工作，为后来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不断向沦陷区挺进奠定了坚强的政治和群众基础。

　　红军从南方苏区万里北上，以长征践行抗日主张；一二·九运动之后，平津爱国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华北乡村开展宣传与义教。一南一北两项历史行动，空间相隔千里，但内在逻辑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逐步深入人心，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最终形成。 题图：1936年1月，平津学生南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