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著名学者王襄先生不仅是殷墟甲骨早期的发现与鉴定者，也是一位集甲骨收藏与甲骨学研究于一身的著名甲骨学家。艰苦卓绝的甲骨收藏经历、苦心孤诣的甲骨学研究和编著的甲骨学名著《簠室殷契类纂》《簠室殷契征文》，都是王襄先生对甲骨学体系建立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他带来了崇高的学术荣誉，从而奠定了其在甲骨学史上较高的学术地位。

　　上述两部名著中，集字释与字典为一身的《簠室殷契类纂》，是中国甲骨学史上第一部甲骨文工具书。

　　王襄自1898年起鉴定、搜集殷墟甲骨，甲骨文字研究成为他毕生治学的重点。1904年，28岁的王襄开始释读甲骨文，历经十余年积累，于1918年完成《类纂》初稿。

　　1920年12月，《类纂》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石印出版，线装两册。书前包含自序、王守恂与华石斧所作书后，全书分为正编、重文、附编、存疑、待考等章节，共收甲骨文单字2867字。彼时，王襄正在南方盐务岗位任职，书稿的刊印，全靠供职于前述博物院的好友俞祖鑫鼎力协助，王襄将初稿寄给他，由其操劳完成石印工作。

　　初版刊行之后，王襄持续开展甲骨研究，不断产生新的考释见解。1927年至1928年，他在四川三台以及回天津休假期间，对全书加以校订，新辨识、勘误文字27个，增补异文11个。耗费三个月誊写完整稿后，1929年10月，增订再版本依旧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印行。1988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了影印本。

　　《类纂》体例宏大、内容丰富，是甲骨学早期核心著作，兼具释读与字典功能。全书框架分为“正编”十四卷、“附编”一卷、“存疑”十四卷、“待考”一卷。初印本“正编”收录《说文》可识文字873个，重文2110个；“附编”收录合文243个，重文98个；“存疑”收录《说文》不见、难以确认的文字1852个；“待考”收录存疑文字142个。重订本“正编”收字957个，“存疑”“待考”合计收1808字，新增补录11字，卷前增加一篇后序。

　　以重订本为例，全书第一册包含初印本自序、重订本自序、王守恂与华石斧所作书后，以及“正编”卷一至卷七。作为王襄老师的王守恂先生在书后感慨甲骨文在乱世出土的时代际遇，认为商代甲骨的现世，为国人追溯文字本源提供了宝贵实物。津门前辈学人华石斧先生则总结了本书四大突出长处：第一，原样录入甲骨原文，后世可以直接依据文本复核原始材料，摆脱历代传抄带来的讹误；第二，专门设立合文专篇，揭示商代文字书写体例，破解古文阅读的旧有谜题，为金石古籍研究提供新方法；第三，区分正编、存疑、待考，“正编”考释标准严格，“存疑”广录疑似文字，留给学界继续考证，便于学界共同推进研究，减少门户之争；第四，甲骨出土后损毁速度很快，该书以实物、拓本为依据汇集文字，保存大批即将消亡的甲骨资料，打通上古文字到篆籀文字的链条，为文字溯源研究提供珍贵材料。

　　全书第一册“正编”卷一至卷七，收录祭祀、器物、方位、天象、行走、言语、鸟兽、饮食、草木、地理、时日、居室、疾病类等大量甲骨文字。第二册包含“正编”卷八至卷十四以及“附编”，继续收录人伦、身体、山川、野兽、车马、水火、天象、兵器、女性相关等各类甲骨文字。“附编”所收甲骨文字合文，包括祖先名字、数字、时间名词、成语等词语的合文写法。第三册为“存疑”卷一至卷七。第四册包括“存疑”卷八至卷十四，以及“待考”“勘误”。

　　在王襄出版《类纂》之前，甲骨文考释著作，只有孙诒让《契文举例》、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等几种，所以此时编纂甲骨文字典根本没有可以参考的范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故其发凡体例、规模格局的原创功劳，自然是非同寻常的，值得大书特书。

　　《类纂》作为我国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汇集当时所见甲骨文字及其考释成果，明确区分甲骨文考释中已识、待识、存疑之不同，分门别类进行梳理、编排，建立起早期甲骨文字整理的编纂范式。

　　其一，全书以《说文解字》部首顺序排列，检索极为方便。此后的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孙海波《甲骨文编》和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等较有影响的甲骨文字典工具书，大都受王氏《类纂》的影响，采取了以《说文》部首排列顺序的编辑方法。

　　其二，《类纂》在每一辞条下既有考释文字，又于每字之下临写卜辞整句原文，便于读者了解该字在卜辞中的位置和意义，使读者既能了解甲骨文字的结构特点，又便于探究该字的卜辞所记载和所反映的商代社会历史内容。此后，日本学者岛邦男编著《殷墟卜辞综类》、徐中舒先生主编《甲骨文字典》，也是在考释文字之下列出卜辞原句，都是受王襄《簠室殷契类纂》的影响。

　　其三，《类纂》非常有创意地将甲骨文中的合文单独编纂为“附编”，凡二百四十三文，重九十八文。合文是古文字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占据一个字的位置，称为合文。王襄这样将甲骨文合文进行集中分类编排，属于首创。后来的甲骨文工具书，多受此影响进行编排。

　　其四，《类纂》除了“正编”“附编”之外，还有“存疑”和“待考”两部分。凡能考释的字而为《说文》所有的字，编入“正编”；《说文》所无及稍有所知或难以确识者，取其偏旁类似者次之为“存疑”；完全不能识别的字列入“待考”，留待古文字学者今后进一步作深入研究。这样做不仅对文字释读的不同层次做了清楚交代，也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进行考释提供了方便，而且更彰显了作者治学所秉承的实事求是、审慎阙疑的严谨态度。

　　总之，《类纂》在甲骨出土不久、资料容易散佚损毁的时代，系统著录大量文字材料，较为全面地汇集保存了甲骨文字考释成果，给后世甲骨考释提供重要参考，是甲骨学发展早期里程碑式的成果。《类纂》的编纂，就犹如现代字典的编排，具有科学性和开创性，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编纂体例大多为后来的甲骨文字工具书所仿照和继承。

　　正因为如此，《类纂》受到了甲骨学界的普遍尊崇与高度评价。比如著名甲骨学家陈梦家著《殷虚卜辞综述》称《类纂》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创作性的字汇”；著名甲骨学综论性著作《甲骨学通论》（王宇信著）对王襄此书的评价，应该说代表了学术界的共识：“首先，《簠室殷契类纂》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字汇……《簠室殷契类纂》一书所开创的这一编辑体例，对后世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有一定的影响。”

　　《类纂》至今仍是甲骨学界追踪早期甲骨文考释历史时离不开的甲骨文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