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期间，天津作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依靠报刊舆论、学生运动及情报工作等持续开展革命活动，在北方党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座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顺直省委改建为河北省委，领导河北、北平、天津及北方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省委机关设在天津。从1930年12月至1938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先接办了《北方红旗》，后创办了《北方红旗小报》和《火线》等重要报刊。其中，《火线》创办于1933年3月，共出版97期，是中共河北省委出版时间最长、期数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刊物，主要刊登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文件、信函、工作交流、各地党的工作等内容。
在红军长征初期，党中央在部署战略转移的同时，制定北上抗日的路线方针，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北上行动，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1934年10月，《火线》对稿件编排次序进行了调整，显著加大了对党中央与苏区相关信息的报道比重，同时进一步充实河北地方党的形势分析内容，并在主要栏目“通讯”一栏中设置“红军快讯”，以简讯形式分多期报道红军北上战况。随着长征进程的推进，《火线》持续跟进红军动态，如1936年8月第60期“红军捷报”刊载《援助红军北上会合 武装保卫绥东华北》、同年9月第61期“火线情报”刊载《十万红军已抵甘境》等，使包括天津、北平、唐山等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及进步学生、群众及时了解红军主力的作战情况，给北方广大地区党组织和各阶层爱国群众以极大鼓舞，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8月，《火线》第44期“苏区讯息”刊载红军长征行军捷报，报道了红军向西向北推进的军事行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而此时，整个华北地区正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为进一步染指华北，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5年五、六月间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退驻守河北的军队，撤换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天津、北平市长，制止中国的一切抗日运动等；同年下半年，又阴谋策划“华北自治”。
华北危机步步加深，国民党政府当局一味妥协退让，激起了广大民众特别是进步青年的愤懑与抗议。1935年9月17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燃起了师生的爱国斗志。在此背景下，天津党组织按照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通知要求，积极在青年学生及各界群众中开展工作，先后在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工学院、扶轮中学、南开中学等十几所学校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同时，杨秀峰、黄松龄、温健公、阮慕韩、闻永之、何松亭等一些党员知识分子按照党的指示，以教授的身份为掩护，在青年学生和教职工中开展工作，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宣传抗日救国，发起成立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等组织。在他们的积极引导下，越来越多的进步师生了解到《八一宣言》及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为处于危机及困境中的天津党员和广大群众点亮了前进的道路。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天津爱国学生随即响应。12月18日上午，天津法商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等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发起了大规模抗日示威游行，进一步扩大了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春，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指导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具体指导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刘少奇到天津后，在《火线》上发表多篇文章、报告，详细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同年5月，刘少奇指示天津市委组织全市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增兵华北和屠杀我同胞的“五二八”游行示威。为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天津市委要求学联和民先队在暑假期间组织广大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在群众中更加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天津学联召集各大中学校代表成立“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市郊的王兰庄、小园和姜井等村开展“义教”，将教授读书识字同抗日爱国宣传结合起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及红军的英雄事迹，使广大贫苦农民从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参加“义教”活动的学生中，有很多人以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相互勉励，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在党的领导下，“义教”学生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解，逐步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据曾在王兰庄参加“义教”的北洋大学学生徐达本回忆，同学们以“向红军艰苦奋斗精神学习”相互激励，不少人在暑期或之后先后入了党，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积累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火线》在国民党文化统制和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双重封锁下，通过一页页油印的书页传递出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承载着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力量和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我们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