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证据表明，甲骨文可能是天津学人王襄和孟广慧最早发现的。

　　根据王襄先生的多次撰文记载，当时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先来到天津兜售甲骨，在卖给王、孟少量甲骨之后，他才去了北京，将剩余甲骨卖给王懿荣。相比而言，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说法影响更广，而天津学者发现甲骨文的说法，一般人不大知道。

　　王襄（1876—1965），字纶阁，初号符斋，后号簠室，天津人，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甲骨学家、书法家和收藏家。著有《簠室殷契类纂》《簠室殷契征文》两部甲骨学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

　　孟广慧（1867—1939），字定生，号远公。书法功力深厚，与华世奎、严范孙、赵元礼并称“津门四大家”。他不仅精研书艺，还极好金石文物收藏，尤以收藏古钱最为有名，曾编有《两汉残石编》《定生藏泉》等金石著作。

　　1898年冬十月，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像往常一样来天津兜售古董，他来到王襄家中，见到了王襄和孟广慧。范寿轩说起他在河南某地看见田里出土的骨头，其中有些骨头呈条状，上面还有刀刻的痕迹，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古董，没敢收购。这时，孟广慧说：“这东西可能是古代简册。”并希望他赶快去河南一趟，下次再来时带些看看。王襄也在一旁附和，催促他回河南代为访求。于是，就有了第二年“范寿轩带甲骨到天津”之事。

　　1899年秋，范寿轩携带一百多片甲骨来到了天津，寓居在天津老城西门外大街的马家店客栈中。王襄闻讯后，与弟弟王雪民、书法家孟广慧、画家马景桐等人，赶到客栈拜会范寿轩。在那里，见到了他们曾认为是“古简”的骨片。

　　这些朽蚀薄脆的骨片，品相不佳，又不易收藏，而且要价甚高，一般以字论价，一个字就要一两银子，字多片大者更贵。范寿轩竭力推销，王襄、孟广慧虽然知道这是与传世墨迹、早期文献一样极有文物价值的古代契刻，应该珍重保存，但是，因为他们都是家境清贫的读书人，实在买不起。最后，王襄花较少的价钱，买了些便宜的碎片，聊资考古。所得甲骨虽然不多，但王襄从中分辨出了龟甲、兽骨两种类型，并且推断出这是上古三代的占卜之物。

　　孟广慧确实知道这些甲骨的文物价值，但一问价钱，立刻傻了眼，他也买不起！原来孟广慧是个潇洒慷慨之人，平时卖字得钱也早已大手花光，家中并无多少积蓄。正在为难之际，孟广慧突然想起了叔父寄来的那笔钱。孟广慧的叔父孟继勋当时官任武昌盐道，因想念侄子，就汇来了几十两银子作盘缠，邀他到湖北团聚。眼前这些甲骨片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孟广慧咬了咬牙，用这些银子买了一些甲骨，自己收藏起来。

　　几天下来，范寿轩见在天津卖不了多少甲骨，就将剩下的全都背到北京，卖给了王懿荣。孟广慧买不起大片甲骨，当他得知一版片大字多的半个龟甲被王懿荣买走了，就很想去看看。于是他通过王懿荣在天津的次子王崇烈介绍，专程到北京拜访了王懿荣，观看了那片自己无力购买的“半版整甲”。现在此甲骨片仍珍藏于天津博物馆中。

　　以上这些细节，是王襄在其晚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的，而这些论文大都收录在其文集《王襄著作选集》中。这就是说，在王懿荣接触到甲骨文之前，孟广慧、王襄就已经知道了甲骨这种文物出土的信息，也已经大致推测出这些刻字骨头的性质是古代简册之类的文字材料。而且在王懿荣之前，王襄等人就已认出了这种古老文字，基本弄清了它的用途和大致的使用年代。

　　所以天津学者李鹤年先生生前一直主张，天津学者首先发现了甲骨文：孟广慧、王襄知道有甲骨的时间比王懿荣早，而真正见到甲骨文实物也比王懿荣早。孟、王收藏甲骨在王懿荣之先，他们没收购或没见到的才卖给了王懿荣。孟广慧、王襄是最早知道、鉴定和收购甲骨的人，王懿荣在他们之后。

　　我们基本上同意以上这一判断。不过如果这一观点所依据的材料属实的话，王襄、孟广慧见到甲骨文并鉴定其时代与性质的时间，不会比北京的王懿荣早很多。因为当时即使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古董商从天津到北京的行程，也不会用多长时间。所以现在一些学者审慎地说，1899年秋，天津的王襄、孟广慧与北京的王懿荣几乎同时发现了甲骨文的说法，我们认为还是可取的。重要的是肯定了两地学者在甲骨文发现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与天津学者的智慧判断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近年来王襄先生的遗作出版，这是甲骨文发现者本人的亲笔记录。如此大量而珍贵的重要资料的面世，表明甲骨文的发现与天津学者之间有着不解之缘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甲骨学史上的大事，像这样一些新的认识是值得而且也应该在甲骨学史上有所体现的。

　　题图为天津博物馆馆藏的“半龟整甲”拓本与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