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并立”内战打到最后时，关中地区的西周王室直辖领地大多被西戎和秦人瓜分了，老周人遭受重创，多数幸存者只能向西戎或秦人臣服，或是迁往东方。作为“二王并立”内战的主要参与者，周平王、晋文侯和郑武公都是老周人的代表——姬姓贵族，这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局面。现在，他们在“王畿”地区的家族资产损失了一大半，就连祖坟和宗庙也都荡然无存。很难想象，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起码的宗法信仰和道德良知的话，如何能够睡得着觉。

　　本来，周平王、晋文侯和郑武公这些人都只想通过“权力的游戏”夺取西周王朝的政权，但是通过二十多年看似足智多谋的操作，他们发现，自己把西周王朝彻底毁掉了，原先庞大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一小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许多事情需要向社会和子孙后代解释清楚。

　　传统上认为，东周王朝开始于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孔子编订的编年史《春秋》却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即“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为《春秋》作注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也都沿袭这种写作方式。这样一来，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23年的东周头48年历史就没有得到儒家经典的细致讲述，只留下了一些很模糊的追述片段。

　　孔子高度重视他编订的《春秋》这本书，儒家经典《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又总结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也就是说，《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的学识思想集大成之作，后世许多人奉“春秋大义”为法律的最高理论依据，赋予《春秋》类似宪法的法律地位。许多儒家学者真诚地相信，“春秋大义”真的能够让“天下乱臣贼子惧”。

　　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重大问题是，如果孔子编订的《春秋》讲的真是“天子之事”，它为什么不从周平王元年开始写，而是忽略了东周王朝的前48年历史，改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要知道，在这48年里，鲁国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任国君，而且国内政局稳定，并未发生战乱。孔子晚年距离周平王还不到3个世纪，应该能够在鲁国和其他诸侯国找到不少周平王时代的史料，而他亲自编订的《春秋》为什么不追溯到周平王元年，或是至少追溯到鲁惠公元年（公元前768年）？

　　如今，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各类史料知道，如果一部东周的史书追溯到周平王元年或鲁惠公元年，那么“二王并立”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没法被掩盖了。如果孔子秉笔直书这段历史，读者会质疑，周平王政权是正统吗？或者说，东周王朝合法吗？

　　一旦周平王本人被怀疑是勾结西戎和叛乱诸侯，杀害周幽王、周携王、太子伯服，毁灭西周王朝的罪魁祸首，与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等人都属于典型的“乱臣贼子”，那么孔子构思和鼓吹的所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政治和社会主张就都毫无意义了，他总结的“春秋大义”不仅不能够让“天下乱臣贼子惧”，反而会让“天下乱臣贼子笑而从之”，事实恰恰正是如此。

　　关于《春秋》一书的写作过程和社会效果，《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过介绍和统计——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司马迁对于《春秋》乃至于儒家《五经》的这段经典评述，历来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真理。可是，一旦周平王政权的正统性或东周王朝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一切便都难以成立了，反倒是“《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周平王本人就是涉嫌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在他的“模范”带头作用下，东周各诸侯国内不断爆发推翻国君的内乱也就顺理成章了。自周平王登基开始，就没有诸侯真正把他当回事。周平王也知道自己缺乏统治合法性和实力，所以仅仅满足于在洛邑苟延残喘。按照《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的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当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也就是说，当秦襄公擅自祭祀上帝消息传出以后，就连一向最听周天子话的模范诸侯、周公旦的后裔鲁惠公都打算用天子的标准祭祀祖先了。不过，鲁惠公出于尊重，还是向周平王做了请示，周平王派使者史角去鲁国劝阻鲁惠公，结果似乎并不理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由此揭开序幕。后来，这位博学的史角便在鲁国定居下来，墨子就是他的弟子。不过，墨子比史角小约二百岁，所以他只可能是史角的数代之后弟子。在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著《吕氏春秋》的时代，墨家是秦国的显学，所以《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的这段记载可靠性不低。

　　本来，周平王是拥有统治合法性的，因为在父亲周幽王和太子伯服死后，他作为周幽王硕果仅存的王子，本有资格顺位成为新的周天子。但是，由于周平王当时尚未成年，加上他的外祖父申侯多次发动叛乱，叔父周携王作为“代理国君”的合法性获得增强，郑桓公也图谋染指王位，其事业一路坎坷。尽管如此，在郑桓公去世，晋文侯杀死周携王，结束“二王并立”内战以后，周平王作为唯一在世的王子，便成了诸侯仅有的选择。

　　周平王之所以最终被晋文侯、秦襄公、郑武公等诸侯拥立称王，就是因为在王位继承顺序排名靠前的西周王室男性成员中，他是实力最弱、政治包袱最重、最容易被控制、最适合给诸侯当傀儡的一个。

　　无论孔子生前是否了解东周王朝波诡云谲的头48年历史，他晚年编订《春秋》时，对这段历史的态度显而易见：不记载，不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