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老话，在我们冀中老家人的口口相传里，像一首唱了几辈人的歌谣，我从小听到大，也从小馋到大。每逢夏至刚过，蝉鸣把日子拉得格外悠长，街心的槐树荫下，总有纳凉的老辈人掰着手指头数：“快啦，再过几天就是头伏了，又该吃饺子啦。”那语气里的笃定与郑重，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的仪式，更像是一场盛大的约定。

　　我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缺吃少穿的年月里长大的。那会儿白面紧俏，平常日子，玉米饼子、红薯窝头是饭桌上的主角。白面缸里的那点细粮，是母亲一把一把省下来的。逢年过节包顿纯白面的饺子，能让我们几个孩子兴奋好几天。吃完饺子，还要在盛饺子的碗里来两碗煮饺子的原汤，把最后一点香气也收进肚子里。虽然日子紧巴，可每到头伏，母亲总会想方设法让我们吃上一顿饺子。用她的话说：“头伏要不吃顿饺子，这一整个夏天就像少了点什么，心里总觉着不踏实。”

　　记得有一年，家里的白面实在不够了，缸底扫出来拢共也就一碗多。母亲端详着那点面，愣了一愣，随后转身从红薯面袋里舀出半升。她把白面和红薯面分别和好、揉透，再把红薯面搓成细长条，用白面擀成薄皮紧紧裹住，揉紧揉匀，揪成剂子，擀出来的饺子皮便有了奇妙的外衣，白皮裹着紫芯，煮出来花斑斑的，咬一口，外皮筋道，里芯绵甜，像极了那个年代的底色：苦中带甜，紧巴里透着巧思。那顿饺子，馅是地里现割的韭菜，配上不多的炒鸡蛋，灶台的热气氤氲着整个低矮的灶间，我们几个孩子围在锅边，等得心焦。饺子出锅，烫得直吹气也舍不得放筷，母亲坐在门槛上，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眼里既有欣慰，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歉疚。

　　后来，日子一点点好起来，白面不再是稀罕物，可母亲包饺子的仪式感却一点没减。头伏这天，她照例会起个大早，先去菜园挑最新鲜的蔬菜，黄瓜、豆角、茄子，能用的都可入馅；肉也要割二斤肥瘦相间的，回来细细剁成茸。她调馅有套独门的秘方，平日里攒下的葱根、芹菜根、香菜根洗净晾干，和花椒、八角一起下油锅慢炸，炸到焦香，那股香味能飘满整条胡同。油凉了，滤出料渣，把肉馅倒进去，加上自家晒的大酱、香油、姜末，顺着一个方向搅到起胶，才算大功告成。全家围坐在案板前一起上手：姐姐擀皮儿，母亲捏出月牙边儿，父亲两手一挤，圆滚滚的小元宝排了一盖帘。一家人说着笑着，手上的活计却不停歇，那画面，比饺子本身还要圆满。

　　饺子在沸水里翻几个滚，胖墩墩地浮上来，捞出装盘，咬开一个，汁水滚烫，鲜香冲鼻。蘸上蒜泥醋，一口下去，觉得整个夏天都安妥了。时光深处，那碗饺子的味道始终没变——那是儿时红薯面皮的微甜，是后来满口肉香的满足，是母亲站在灶前拭汗的背影，是全家围坐的热气腾腾。

　　如今日子富足了，想吃饺子随时能买，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少了味道，是少了那种全家人一起揉面、擀皮、包花边的热闹，少了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的暖意，少了头伏这一天，一家人为了一件“吃食”而齐心协力、欢天喜地的那种郑重的仪式感。那饺子里包的，不只是菜和肉，更是一段褪了色的旧光阴，和一些再也回不去的团圆。

　　又到头伏，我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在厨房里和面、剁馅，笨拙地捏出歪歪扭扭的饺子，端上桌，夹起一个送进嘴里。那一刻，我眼眶有些发热。我真切地感受到：原来，最深的乡愁，就藏在这一口滚烫里。岁月熬白了多少人的鬓发，可那些翻腾在舌尖上的老味道，却像根须一样，扎在游子的血脉里，年年岁岁，随着节气准时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