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贵照片。在202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文物定级会上，这张照片被专家组一致认定为一级文物，大家认为这张照片不仅品相完好，而且极具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保存至今难能可贵。

　　这张照片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这张照片最早由郑振铎先生送给自己的好友、文学研究会第一批会员之一的瞿世英。

　　瞿世英，字菊农，江苏常州人。1918年入燕京大学哲学系。五四运动中，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参与改造旧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斗争。1956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外国教育史等课程，1976年8月12日在北京去世。瞿世英翻译、著述颇丰，主要译著有泰戈尔的《春之循环》、顾西曼的《西洋哲学史》、鲍格度的《社会学概论》等；著有《现代哲学》《教育哲学》《西洋哲学之发展》《西洋教育思想史》等。

　　瞿世英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后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此后这张照片一直放置在中文系办公室中。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后，经中文系教师一致同意，决定将此照片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从那时算起，这张照片已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多年。

　　这张照片被细心地贴在一张硬纸板正中，纸板右下角印有“同生 北京廊房头条”字样，也正因这样的“装裱”，照片被保存得非常完好。纸板右侧用毛笔写有文字“文学研究会成立摄影 一九二一.一.四.于：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左侧上部写有“惠存 弟郑振铎赠”，左下写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系存 瞿菊农 世英赠 一九六一.十.八”，照片上下各自写有合影人员的名字，下方第一排、第二排分别由右向左写着：易家钺、瞿世英、王统照、黄英、杨伟业、郭梦良；蒋百里、朱希祖、范用余、许光迪、白镛、江小鹣；照片上方写着：孙伏园、耿济之、苏宗武、李晋、许地山、宋介、郑振铎、王星汉。经笔者查询，民国时期北京有一家设在前门外廊房头条四十号的照相馆名为“同生”。该照相馆由著名摄影师谭景棠20世纪初期在北京开设。

　　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成立的新文学团体。该团体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成立宗旨在《文学研究会简章》中有明确表述：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一方面，其成员坚决摒弃文言文，倡导推广白话文；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强调作家应具有社会责任，文学创作要密切关注时下的社会现实，积极反映社会民众的真实生活，并亲力亲为引导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潮流，出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同时，还积极培养作家，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培养人才。这些举措为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的过程中，23岁的郑振铎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对此，孙伏园曾说过：“那时，郑振铎先生奔走文学研究会最热心。”郭绍虞也认为：“文学研究会之成立以振铎为骨干”“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一”。叶圣陶则多次说：“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

　　郑振铎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在五四运动中，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就是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就读期间，爱好文学的郑振铎偶然发现在北京米市大街金鱼胡同口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有一个可以免费看书的图书馆，自小便爱好读书的郑振铎几乎天天去那里看书。在那里，他先后结识了书友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其中也有瞿世英，他们都爱好文学，又都关心国家、社会、民众，志趣相投的他们逐渐成为好友。后来，他们还组织了自己的读书会，互相交流心得。更有益的是，他们开始自己写稿子、翻译俄文小说，并向出版社投稿，得到的稿费不仅够饱餐一顿，还可以用来买书。郑振铎为人仗义，“他关心朋友，也能毫无顾忌地批评朋友，而且更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他为人正直、热情”，渐渐成为这个读书会的核心。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郑振铎与瞿世英等商议，以“北京社会实进社”的名义创办一份政治刊物。

　　1920年1月1日，在北京西石槽郑宅，召开了《新社会》编辑会议。参加者有耿济之、瞿秋白、瞿世英、许地山。他们商议决定该刊须“注重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由瞿世英、许地山、郑振铎三君担任）”。《新社会》旬刊内容主要讨论社会改造、劳工问题、妇女解放和知识分子等问题，影响较大，《新社会》编辑小组虽未标明为社团，但实际确是一个宗旨鲜明、具有实力的新文化社团。

　　那一时期，瞿世英因好友许地山的介绍而开始沉醉于泰戈尔的诗。

　　1920年夏，瞿世英与郑振铎常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后门的柏树绿荫下讨论泰戈尔。在许地山的鼓励下，他们两人开始翻译泰戈尔的作品。1920年8月，在《人道》月刊上，发表了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22首；在这组译诗前，有他翻译的《新月集》中的一首《我的歌》作为序诗。同时，还附有他在6月21日写的关于泰戈尔的生平介绍。这些译诗，也是郑振铎作为翻译家早期发表的诗歌译作。

　　随着自己文学思想的不断成熟，随着国内文学的不断发展，郑振铎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研究会来指导当下的文学思想与创作。为此，1920年12月4日，郑振铎召集一些好友在北京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开会，讨论郑振铎写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并推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决定宣言起草好，便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的名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不久，郑振铎等人决定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共有21位作家参加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研究会的章程，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并确定了研究会的宗旨。会后，参会人员在台阶前合影留念。合影照片冲洗出来后，郑振铎特意将其进行装裱，并一一写下了合影人员的名字，写好后将照片送给了自己的好友瞿世英。收到照片后，瞿世英一直珍藏在身边。尽管后来两人在职业生涯中选择了不同的方向，瞿世英专注于教育与哲学，郑振铎投身文学与文物保护，但他们的合作与努力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时教育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他们共同参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启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所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理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间的车轮走过105年，时至今日，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