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熊召政的最新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南征大理国》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4月28日，该书的新书分享会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办。熊召政与戏剧演员赵岭、杨淇，钢琴家肖明儒一道，将文学对话、选段朗诵与音乐表演三种形式融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精神盛宴。

　　为写忽必烈到各地采风

　　看似轻松也经历了艰险

　　《大金王朝》我写了十三四年，写完之后是2019年，原本想休息两年，但又接受了写忽必烈的任务。我和助手先去蒙古国采风，去看他们的国家博物馆，看哈拉和林城址，看杀白马祭天的山峰，看燕然山。

　　记得有一天早晨5点钟，我们出发去寻找燕然碑。一路上荒无人烟，大雾、烈日、沙尘暴交替出现，紧接着，天上乌云密布，即将到来的也许是暴雪，也许是暴雨，一切都未知。我们穿过沙漠、戈壁，车爆胎了，找不到任何坐标，更找不到那块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后来我们看到对面山梁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就去找他，给了他几百块钱求助。他领着我们上山，突然霞光四射，乌云退得干干净净。我们走到燕然碑前，看到东汉时期的《封燕然山铭》摩崖石刻，字已剥落大半。那天的经历让我难以忘记。这是我接到写忽必烈的任务后遇到的第一次艰险。他的家乡就在那里，如果我不去，怎么能找到这些地方，看到这些景象？后来有人问我，熊老师，您这个年龄和长相不符，您怎么保持得这么年轻？我说，没时间变老，我的时间都在跋涉的过程中。写作看似轻松，实则走遍了山山水水，也历经了无数艰险。

　　上网查忽必烈的画像，他非常威猛刚毅；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里的忽必烈雕塑，造型夸张，也非常剽悍。但在蒙古国国家博物馆，忽必烈像很不显眼。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都是我想在写作过程中探寻的。

　　忽必烈是第一个看到十个太阳的人。我也看到过十个太阳，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那条河叫开都河，整体自西北向东南流，最终注入博斯腾湖。夏天正午太阳底下很热，但黄昏时很凉爽，空气特别干净，即便眼力不好，也能看得很远。我看到九个弯曲的河道里面倒映着九个太阳，再看看天上的太阳，心里涌起一种特别的诗意。我想，写书时要把它作为开头，因为它如此令人神往，它的寓意是：我们的光明源头只有一个，它洒向大地，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与力量。

　　深入翻阅史料后，我发现忽必烈是一位被低估的帝王。

　　一般人眼中的丝绸之路，最初军事意义突出，接着转向政治意义，成为连接万邦的纽带，最后落脚到经济层面。是谁让这条路真正成为“财富之路”？我通过研究发现，是忽必烈。忽必烈时代的丝绸之路，是国家的财政支柱之一，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丝绸之路，都空前繁荣。

　　仿效唐朝盛世

　　怀有汉人思维

　　元朝的蒙古骑兵举世闻名，它的海军在当时也是世界第一。陆地上，他们有跑得最快的战马；海面上，他们有最庞大的舰队。

　　大元帝国国土面积广阔，跨越五个时区。贝加尔湖是其“家湖”，黑龙江是“内江”。为什么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元朝如此辉煌，而后人却又如此快地把他遗忘了？历史对他不公平。我更加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他的故事写出来。

　　我们的史学家以前对忽必烈的研究存在盲点。他在蒙古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座王城为什么叫“开平王城”？他在燕京（今北京）建立的帝国为什么叫“大元”？这些名字背后的意义，既不是传统蒙古文化的体现，也不是大家熟悉的一般汉文化。

　　忽必烈深受北宋思想家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影响，期望实现儒家政治理想，所以将王城命名为“开平王城”。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朝代是唐朝，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是开元到天宝年间，那是中国古代王朝史上的巅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标志性人物都出现在这个时代。他一心仿效唐朝盛世，立志建立“万世太平”的儒家理想国度，这种深度的汉人哲学思维，甚至连不少汉族皇帝都难以企及。

　　我也看到一些记载，发现忽必烈是所有蒙古宗王中最推崇汉文化、最爱读书的。他对汉文化的理解，不止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而是深入到自汉朝起一脉相承的儒家哲学内核。他始终怀有悲悯精神，是儒家入世思想与悲悯情怀的践行者，儒佛结合的文化修养成就了他。

　　成吉思汗曾以屠城立威，他无意中给两个孙子——九岁的旭烈兀和十一岁的忽必烈灌输了这种统治思想。后来，旭烈兀向西征伐，延续了这种铁血手段；而忽必烈一路南征，却截然不同。他到任何城市，都没有屠城，而是以仁义之师的姿态出现，展露出与众不同的恻隐之心。当地百姓恐慌时，他会派人耐心解释安抚。他奠定了统治者从武力征服走向仁政治国的精神基调。

　　忽必烈意志力强大

　　对身边人有情有义

　　《忽必烈：南征大理国》的故事发生在13世纪。忽必烈奉其兄蒙哥大汗之命南征大理国，他拜会东道诸王，复现成吉思汗班朱尼河盟誓；亲临京兆府征兵，打破蒙汉藩篱。而后一路向南，踏过川滇烟瘴之地，攻破苍山雄关之险，平定边隅纷争之局，融合诸族各异之风。经此一战，奠定了西南边疆永属中华的根基，蒙古也正式由草原部落政权走向天下大一统。

　　我在第一章写到忽必烈时，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打猎时看到一只野兔，他举着弓箭不忍射杀，旁边侍卫催促快射，而他只射伤了兔子的后腿。他的长辈、同宗的宗王称他为“秀才”，因为蒙古文化中只有“英雄”，没有“秀才”。我要从这个点切入，去塑造他、还原他、成就他。

　　我写了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祖孙之情，这是血缘；写了忽必烈与察必的夫妻之情，这是情缘；也写了忽必烈与创业伙伴的战友之情，这是政治机缘。我写到了忽必烈身边的谋士姚枢、刘秉忠、董文炳、董文用等人。忽必烈是天生的领导者，当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出现时，他就已经知道该在哪个环节发力了。他从来没有因为用人选人而耽误太多时间，仅通过一次谈话，就能判断是否重用一个人。

　　在这部书里，始终贯穿着一个女性角色——忽必烈的妻子察必。这个人物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时真正的大汗是蒙哥，他对兄弟忽必烈既想重用，又充满猜忌，在关键时刻，察必给丈夫出了一招，才打消了蒙哥的怀疑。察必不是我虚构的，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她容貌秀丽，禀性聪慧，在忽必烈众多妻妾中最受宠爱，是他不可或缺的贤内助。

　　写蒙古女性，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在小说中，察必给忽必烈写了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也讲了自己与怀有身孕的忽必烈正妻忽鲁黑臣之间推心置腹的深谈，赞叹丈夫是真正的成功者。察必平常说蒙古语，会说汉语，但不会写。如果我用汉文语境中小家碧玉的女性思维去写，哪怕词句再优美也不对味儿，就不像一个蒙古草原上的坚毅女性。所以我要把蒙古人的意象与汉人的语言结合起来，落笔时时刻提醒自己，收敛汉人的温婉腔调，去捕捉那份蒙古女人独特的豪迈之情。

　　忽必烈与察必所生的儿子真金，也是他最疼爱的太子去世后，他的晚年愈发孤寂。酒，成了他打发余生的寄托。晚年他酗酒非常厉害，但仍活到79岁，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与医疗条件下堪称奇迹。他的长寿，源于强大的意志力、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淡定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