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先生曾风趣地说自己有160岁——绘画60年、文学40年、文化遗产保护40年、教育20年，加起来正好160年。这不仅道出了冯先生在上述四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更让人感慨先生人生经历之丰富及成就背后所付出的心血，仿佛在这“四驾马车”的驱使下延长了生命经纬，而他本人也如同奔驰的骏马一样，不知疲倦地始终奋勇向前。
虽然冯骥才先生以作家身份闻名于世，但文学并非他最初的理想，绘画才是他从小就怀有的梦想。最初的写作也不是散文小说，而是艺术随笔，是冯先生在习画过程中对艺术的感受和思考。青年冯骥才原本信心十足地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门外，开始感受到社会的压力，在心灰意冷之际被篮球教练看中成为专业运动员。一年多后，他因伤退役，后转到书画社从事古画临摹。
“文革”的到来让冯骥才彻底沉入生活的泥流，在书画社做起了业务推销员上街揽活儿，后来被分配到天津工艺美术厂和工人大学，边教中国画边外出写生。其间，个人生活上经历了6次搬家。1976年唐山大地震摧毁了他和妻子好不容易得来的小家，连同秘密写作的残稿也被他亲手销毁。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写作最早奠定了冯先生的文学创作，特殊时期的经历触动他敏感的心，迫使他告别了此前自我营造的艺术殿堂，亲眼见到的无数悲剧使他重新思考社会现实问题，也从这时起他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而且“必须服从心灵”。
1977年，冯骥才和李定兴合写的长篇小说《义和拳》被韦君宜看中，认为有修改价值，冯骥才受邀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专职改稿写作，开始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借调式写作的生涯。正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年里，冯骥才先后发表了《铺花的歧路》《啊！》《雕花烟斗》等小说，融入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写作大潮，并获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奖，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个阶段，冯骥才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他在1979年发表了题为《作家的社会责任》的创作谈，提出“文学必须干预生活”的观点。
刺激冯骥才写作的还有雪花般塞满信箱的读者来信。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是众多普通读者读了小说后深受感动而写下的真诚话语。其中，有些信打开时会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原来有些读者写信时流着泪，滴落纸上模糊了字迹，眼泪带有黏性，带泪的信纸折起来，放在信封里被挤压，信纸会轻微粘在一起发出沙沙声。这打动了冯骥才的心：“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写作，竟与这么广泛的未曾谋面的人心灵相通。文学的意义就这样叫我感悟到了。”冯骥才认为自己从绘画到文学的转变大概是命运的驱使，但这种命运“不单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民族、祖国、同时代人共同的命运所致”。
上世纪90年代，纯文学开始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从社会文化的中心转移至边缘位置，并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冯骥才敏锐地意识到此动向，在1993年发表了文章《一个时代结束了》，认为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甚至干脆断言“下一个时代未必还是文学的时代”。冯骥才的判断很快在社会转型中得到印证，但他显然不会放弃知识分子坚守的岗位和使命，只是暂时搁置了文学创作，在短暂回到绘画创作后，很快便投身于老城保卫战和文化遗产抢救之中。这种从文学到文化的转轨，不仅仅是赛道的转移，在冯先生看来，自己是出于“作家的情怀”，既有对人民美好的精神生活和情感方式的热爱，也同样延续着他身为作家的社会承担和文化责任。
这一时期，冯先生一方面从书斋向外踏去，到田野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另一方面，在创作上将笔锋从文学转移到文化批评方面。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众多文章，运用文化批评的利器深化对社会的思考，并以此方式和大众直接沟通。《禁炮不如限炮》《文化责任感》《文化的粗鄙化》《文化四题》《手下留情》《挽住我的老城》等文章聚焦民众关注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直言时弊，体现出了冯先生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2001年，天津大学要建立以冯骥才名字命名的学院，聘请冯先生担任院长和终身教授，冯先生由此开启了他继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之后的第四驾马车——教育。几乎同时，冯先生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深感民间文化面临的问题，痛心市场环境对古老民间文化的冲击，提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一想法，最终通过不懈努力获得国家层面的立项，由此开启了长达10年的全国范围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普查。学院最初定名为文学艺术研究院，是因为文学和绘画是冯先生的主业，但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工程的深入，5年后大楼建成时，学院的育人目标就变成了培养民间文化的年轻学者。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合二为一，学院成立了推动文化抢救的工作室，师生成为冯先生的助手，在深入田野进行原生态文化调查的同时，也在高等院校进行理论总结和学术研究。
以上诸事让冯先生更加忙碌，常常在四处奔波中处理堆积如山的事务，以至于他感慨自己在这个时期已经是“非人”了。2012年，70岁的冯先生给他的画展取名“四驾马车”，表示自己仍在“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
现如今，年逾八旬的冯先生减少了长时间外出考察，致力于非遗学的学科建设。他从来没有停下思考和行动的步伐，依托天津大学探索非遗学的理论体系和教学方法，在《非遗学原理》一书中对非遗学本质、非遗美学、非遗博物馆等重要概念进行开创性阐述。冯先生总是敏锐犀利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时常对我们讲，要关注非遗领域的新问题新现象。去年，在天津大学130周年校庆之际，冯先生把凝聚自己毕生心血的收藏捐献给学校——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落成开馆，惠及全校师生。
到天津大学工作以来，我亲身领略到冯先生对待工作严谨的态度方法和强大的行动力，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甚至事务细节，冯先生总能带领团队游刃有余地用智慧化解各种问题；他总是不辞辛苦，精神饱满地出席活动。当先生拄着拐杖被左右搀扶着亲赴现场部署活动时，在场的我们内心都泛起深深的疼惜和敬意——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仍然奋斗在工作一线，这是何等责任和情怀驱使的强大动力？他的这种精神也势必感召作为晚辈的我们在新时代奋发图强。
冯先生说过，“知识分子天经地义地对社会文明和精神予以关切、敏感，并负有责任”，不仅要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精神，还要有逆向思维和前瞻性，才有文化的自觉性和先觉性。“历史不只是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冯先生以行动践行知识分子品格，从单纯的作家和艺术家转身为思想和行动兼具的知识分子，在脚踏实地地为信念而战的同时，又裹挟着文人的理想主义的浪漫，把对人民美好生活的热爱，全都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不仅是为思想而活着，更是为未来记录历史，为人类文明留存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谢晋先生曾对冯先生说，如果你把精力放到一件事情上肯定会有更大成就——这话也许是对的，“但是人生的完美不应该是充分的自我或尽其自我”？冯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尽其自我的人，正如他笔下的挑山工，身着重担却步履稳健地拾级而上直抵巅峰。冯先生的做事原则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认定就竭尽所能地做到极致。他的这种做事风格激励着后学勇攀高峰百折不挠。
冯骥才人生中奔驰而来的“四驾马车”，承载着他的理想和目标，正一如既往地勇往直前驶向远方。
（作者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学人小传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宁波，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说”在当今文坛影响深远，代表作有《神鞭》《三寸金莲》《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艺术家们》等，作品200余种，被译成20余种文字，多次在海内外获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投身于城市历史遗产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大力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对当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倡导并致力于非遗学学科建设，积极探索全新的非遗学理论体系和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