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易园

　　涪陵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实际上比重庆要早很多。《史记》和《华阳国志》中对涪陵均有记载，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地名抑或一两句话，但得以被录入“一字千金”的史书，这种身份和地位让人不能小觑。究其缘由倒并不复杂，那是因为古时涪陵是古代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此地曾为巴国国都所在。涪陵二字即取自“涪水之滨，巴王之陵”。许多人都知道涪陵是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但知道涪陵还是程朱理学在大西南开枝散叶大本营的人似乎并不多。

　　我到涪陵，点易园是一定要去的。点易园得名于点易洞，而点易洞的得名则与一代大儒程颐相关。近一千年前，程颐曾在此洞内点“易”立说，将他对宇宙与人生的全部叩问，一字一句地注入他对《周易》的注解之中。“点易”二字，在我看来，“点”的不仅是《易经》，更是点醒了后世理学思想的璀璨星河。由于《伊川易传》（别称《周易程氏传》）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之作，而点易洞又是《周易程氏传》的著述之地，当程朱理学经两宋发展、元代确立，至明代成为国家思想之正统后，涪陵点易洞遂成为千百年来历代理学家们心中的圣地，他们来此拜谒，并留下诸多辞赋。

　　正因如此，于我而言，到点易园绝非一次寻常的观光，而是一次与古圣先贤跨越千年时空的对话，是一次在摩崖石刻间探究理学文脉的寻绎之旅。

　　程颐年轻时曾廷试落第，但程家世代为官，照宋代祖制，其父程珦享有荫庇子弟当官的特权，而程颐却把当官的机会让给了家族内的其他人，自己则长期以“处士”身份潜心于孔孟之道，同时在中原各州县收徒讲学。后经司马光、吕公著等一众当朝文臣的力荐，程颐以布衣受诏，任崇政殿说书，一跃成为皇帝的老师。虽然主因是新旧两党之争所祸及，但程颐不满自己按规定必须站着给皇帝讲学，认为这是不尊师重道的表现，也是他不得不辞职的原因之一。辞职还不算完，北宋绍圣四年（1097），64岁的程颐又被贬至涪州（涪陵）交地方官看管。

　　遥想将近一千年前，一个操中原口音的大儒，被命运抛掷到此地，耳边是喧腾不息的川江号子，眼前是奔流湍急的长江。这江，这水，是古代巴人魂魄所寄，是勇毅与生命的象征。而他，却在这动的极致中，执拗地追寻着一份绝对的“静”与“理”。这该是何等鲜明的映照。古代巴人的世界，是歌舞与烈酒，是舟楫与渔猎，是生命热力的恣意挥洒；而程颐的世界，是“主敬”，是“存天理，去人欲”，是于方寸心田间构建起的庄严秩序。一动一静，一野一文，仿佛水火。然而，涪陵的巴文化与理学文化并非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历史层累与互动，形成了“巴魂理骨”的独特文化结构。巴文化提供了刚健、直率的精神底色，而理学文化则在其原有的精神底色中注入了礼教、思辨的学术深度。程颐由中原带到巴蜀的理学，并非一把斩断地方文脉的利刃，它倒更像是一滴浓墨，被悄无声息地滴入涪陵这口巴文化的深潭，慢慢地晕染、扩散，最终与原有的巴文化底色交融为一，“生”出一种新的文化魂魄来。

　　北宋时，涪陵北岩一带有佛寺名曰普净禅院，程颐即在此讲学。禅院旁的北岩山高岩之上有一个高4米、深约2.2米、宽3.8米的石洞，即为点易洞。它不在什么名山之巅，只悄然隐于涪陵城北的北岩，一壁普通的山石之下。洞口矮小，甚至有些谦卑，全无别处“圣迹”那般张扬的气派。彼时同在涪陵的黄庭坚曾在北岩多次和程颐探讨学问，并为他的讲学堂题名为“钩深堂”。

　　点易洞洞门额上镌刻着“点易洞”三个楷书大字，并有一副对联。中心景点为一座长400米、高20米的摩崖石刻，上有黄庭坚、朱熹、陆游、王士祯等历代名人书法手迹80余幅。崖上有佛塔一座、佛龛若干。记得那日天上飘着微雨，我小心翼翼地躬身进入点易洞，洞内幽暗，但我仿佛看到一代理学大师那清苦的面容。如今的点易园内听不到钟鼓梵音，却回响着千年的哲思；我站在这洞中，忽然觉得，它们并非不相容。那江水的浩浩荡荡，不正是一种不息的、雄浑的“动”的易理吗？而那洞中的沉潜坚毅，不也正是一种内敛的、如大山般的“静”的巴风吗？摩崖石刻中，朱熹的《北岩题壁》颇有代表性：“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

　　程颐的得意门生——涪陵籍理学大家谯定在程朱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对“涪陵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程朱理学在大西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谯定弟子门生人数众多，他的再传弟子中就包括了著名理学家朱熹等人。而朱熹的弟子——涪陵人桓渊在北岩书院传道授业20余年，1258年于涪陵去世，桓渊最终促成了程朱理学在巴渝大地上落地生根，也使得北岩书院，也就是今天的点易园与南宋末年国内著名的东湖书院、象山书院、濂溪书院齐名，盛极一时。

　　自古便有川（渝）东门户之称的涪陵得长江、乌江两条大江的滋养，乃商贸集散重镇，同时也是巴蜀地方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交融之所，这种交融使涪陵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是西南地区最早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理解巴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所在。

　　白鹤梁

　　白鹤梁题刻最早始于唐代。但有关白鹤梁的传说始于北魏时期。传说北魏时期有位名叫尔朱通微的道人在此乘白鹤得道，羽化成仙而去，白鹤梁因此得名。但无论如何，在我眼中，“白鹤梁”这名字实在是好。“白鹤”二字，清高又飘逸，而“梁”字无论字形与字意都透着骨力，二者合为一体，便有了风骨，有了气韵。

　　还有一个说法：据说白鹤梁得名是因早年此地常有白鹤群集在这石梁之上，故而得名。想必那景象定然是美不胜收的：数千年以来，白鹤们在春夏之际长江水涨潮时翩然离去，待到冬春枯水之时石梁露出江面，白鹤们便又呼朋引伴地飞回，栖息于这出水浮梁之上，上下翻飞、鸣叫盘旋，白鹤梁因此而远近闻名。

　　而实际上白鹤梁只是一道位于涪陵长江江心处的长约1600米、宽10至15米的天然砂岩石梁，仅在每年12月至次年3月长江枯水期显露真容。这道石梁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持续1200多年的有记载的系统水文记录以及汇聚历代文化名家手迹的丰富题刻，被世人称为“水下碑林”。

　　位于重庆涪陵区白鹤梁大道二段185号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当年，三峡大坝蓄水175米后，白鹤梁被永远埋入江底。三峡大坝工程的兴建使位于淹没水位线下的白鹤梁面临原址保护的重大难题。于是，一个大胆却又具科学可行性的动议被付诸实施：在白鹤梁题刻原址建造巨大的椭圆形罩体，内部注满经净化的江水以平衡内外水压。该工程成为三峡文物保护中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投资最多的项目，如今来看，不仅值得，而且功在千秋。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现保存有白鹤梁题刻165段，共1万余字，其中涉及水文价值的题刻有108段；另有高浮雕、浅浮雕和线雕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馆内有一尾脱落的石鱼，原是刻在石梁上的，经年累月被江水冲刷，连接处断裂，被工作人员从江底打捞上来，安放在馆内。我看着它心中默想：这尾石鱼曾经无数次露出水面，被无数人看见、抚摸，人们依据它所处的位置来判断江水枯落到什么程度，甚至据此推算来年的收成。而今它安放在展馆橱窗内，再也看不见长江的潮涨潮落了，但它身上的每一道刻痕，都还保留着岁月的印记。古人观石鱼出水，看到鱼现，便知道一个少雨的枯水周期即将结束，丰年将至——这便有了“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之说，也有了“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谚语。

　　乘坐电动扶梯一路向下，慢慢进入长江水下40米深处的地方。廊道两侧开着圆形的观察窗，就像潜水艇里的舷窗一样，透过双层抗压玻璃，可以看到保护罩内的水下白鹤梁题刻。

　　我趴在舷窗上仔细端详，那些题刻排列得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字迹或大或小，有的笔画清晰得好像昨天才刻上一样，有的已经被水流磨得模糊不清，“蚕食”得只剩下浅浅的刻痕。白鹤梁上的题刻纵横交错，篆、隶、行、楷、草皆备，颜、柳、苏、黄俱全，还有其他民族的文字，可谓集历代名家书法大成；题刻或诗或文，或记事抒情或吊古怀旧，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艺术为一体，想来是历朝历代的文人们枯水时登上了石梁，一时兴起，吟诗作赋并挥凿题刻，如今得以让后人隔着几十米深的江水，瞻仰膜拜。其中有一句“元符庚辰涪翁来”，刻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它被认为出自宋代大文人、书法家黄庭坚手笔，是黄庭坚在涪陵游览白鹤梁时所题。

　　透过舷窗，我看到了白鹤梁上那两尾最著名的石鱼——清康熙年间重刻的双鲤。它们首尾相对，似溯江而游，鱼眼处略微凹下。据说这对鱼眼的海拔高度与现代水文站的零点高度惊人的一致。想一想，中国古代的工匠在没有精密仪器的年代里，就以鱼眼的高度作为观测长江枯水位的基准，这是一种何等的智慧呀！

　　白鹤梁上的题刻仿佛在诉说着远去的古老故事，而我，在保护罩的舷窗后面，亲近却又遥远地在与古人做着一场隔世的对望。恍惚间，我看到了那些古代文人墨客在这块巨石之上曾经是如何指点江山，吟诗作对；又曾是如何放浪不羁，千杯不醉，一幅幅画面从眼前闪过，真切又灵动。

　　谁也说不清到底历经多少年了，春夏秋冬，水落石出，水淹石没，每一次长江水的涨落都会在白鹤梁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如今，水下白鹤梁题刻就如同是一部沉入江底的石头史书，梁上的那些千年的石鱼、历代文人的辞赋，是长江水文记录与科学研究的互证，也是长江人文历史与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一场无声交流。

　　榨菜与荔枝

　　早前我对涪陵的认知更多的是与榨菜有关。没错，就是那火遍全球、被称为世界三大腌菜之一的涪陵榨菜。因为涪陵榨菜，小时候，我最早认识的几个“不好认”的汉字中就包括了“涪”字。那时候家里常做榨菜肉丝，肉的丰腴与榨菜的爽脆咸鲜在猛火快炒中完美融合，无疑属于下饭神菜。至少在京津冀一带，榨菜用的大都是北方腌制的榨菜头，如果哪一次用了涪陵榨菜，长辈一定会特别告知，以示这道菜的正宗与完美，味道嘛，似乎亦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

　　记得彼时电台《小说联播》节目中曾多次播讲过涪陵作家鄢国培的长篇系列小说《长江三部曲》，因而很早我便知道了涪陵轮船公司，知道了涪陵曾是清末民初尤其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重要的水陆码头之一，工商业发达程度在川渝地区首屈一指。所以，当我在2025年初夏走进涪陵时，聆听长江与乌江的涛声，我的内心是安适的，就像是来与某个久别的朋友约会。

　　记得那个晚上，在涪陵长江岸边的餐馆里用餐，饭桌上那由涪陵榨菜这一缘起于涪陵的古老腌菜烹制而成的榨菜系列菜，无疑是将灵魂主角发挥到极致的智慧。涪陵榨菜，它用最朴素的方式来迎接我，将江风、时光与情感一同带给我，幻化出美好、质朴、温暖的感觉。而用榨菜来烹制鲜活的江鱼，怕是只有亲身来到涪陵才能领略到其正宗的味道，并有幸化作舌尖上无比醇厚、复杂的美妙滋味。

　　于涪陵而言，比榨菜更古老的食品其实是荔枝，也就是杨贵妃爱吃的荔枝。

　　没错，当年杨贵妃吃到嘴里的据说就是涪陵产的荔枝。

　　多年前，我曾到江西与广东之间的梅岭探寻梅岭古道，对于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是否经梅岭古道由岭南运输而来，即使是当地人也表示怀疑。从距离上看，由梅岭古道到长安的路途遥远，就算按现在道路的距离估算也超过1500公里，而涪陵到长安的距离则近得多。荔枝娇贵，在唐代的交通条件下，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不仅耗时太长，更难以保证其新鲜度。而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记载，唐玄宗为满足宠妃杨玉环爱吃新鲜荔枝的喜好，颁旨在涪州（今涪陵）建优质荔枝园（后称妃子园），从涪州置专驿到长安。这条专供运输荔枝的驿道，就是天下闻名的“荔枝驿道”，今人唤作“荔枝古道”，也叫“荔枝道”。

　　苏东坡曾在《荔枝叹》中写道：“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说的是，东汉永元年间的荔枝，来自广东广西（包括越南北部）的交州，而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荔枝，则来自四川涪陵。有人把北宋时期编纂的《太平寰宇记》一书中“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连接四川陕西湖北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称为“荔枝道”。但现代研究表明，荔枝道主线就是自重庆涪陵区荔枝园延伸至陕西西乡县子午镇老街，全长576公里，这也让涪陵荔枝园的鲜果采摘下来之后，经长寿、垫江、达州等地，能够得以快速送入长安。

　　在唐代，也不仅是涪州，川渝多地都是荔枝产区。大诗人白居易不仅沉醉于荔枝的“天上味”，更以生花妙笔为这美味写下了据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详尽的荔枝“食用说明书”——《荔枝图序》：“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寥寥数笔，荔枝的色、形、质、味便跃然纸上。据记载，白居易对荔枝异常喜爱，除了将他曾任职的四川忠州城内的一家酒楼称之为“荔枝楼”外，还亲自在官署内种植荔枝，并赋诗一首《种荔枝》：“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

　　蔡襄在《荔枝谱》中记载有“妃子尤爱嗜（荔枝），涪州岁命驿致”的句子。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编纂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引《洋川志》中记载：“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王象之更在《舆地纪胜》中进一步指出，“妃子园：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他的《吴船录》中也写道：“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

　　有如此多的史料与文人辞赋可以拿来佐证，看来杨贵妃当年所食荔枝，应该就是产自涪陵。

　　我在涪陵多次品尝过当地所出产的荔枝，感觉体量上比岭南的荔枝要小一些，但味道鲜香，很有嚼头。

　　如今的涪陵，据说辖区内荔枝种植面积达1.1万亩，有“妃子笑”“桂味”“仙进奉”等多个优质品种。2024年，“涪陵荔枝”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是不知道假以时日，能否让人们如记住涪陵榨菜一般，记住涪陵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