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云兄的病逝，对我如晴天霹雳。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整整70年的交往史，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闪过，于是第二天我便草成一副挽联：

　　同入北大，同别人大，同赴天津，同参华北文艺会演，同在国务院文化小组，一轮甲子手足情，人生得此知己足矣。

　　独涉新闻，独耕文史，独擅评论，引领天津日报驰骋，独挑文研所科研大任，短暂岁月成果丰，名誉付诸历史长存。

　　1956年，我从甘肃兰州一中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新闻专业100多人，分成3个班，我被分到新闻56-1班。跟我分在同班和同一宿舍的，有一位穿着蓝衬衫来自广西南宁的同学，他就是滕云。全班差不多有一半是调干生。滕云和我是高中生，刚满18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所以我对他有一种亲切感。相熟之后才发现，我们二人虽然南腔北调，但志趣相同：都受苏联新闻记者、作家波列伏依的名言“报纸是作家的学校”影响，学新闻是为以后当作家。巧合的是，入北大才一个多月，著名长篇纪实作品《无脚飞行员》的作者波列伏依就来北大作报告。我们向他提了一大堆问题，他风趣地说：“这里有两公斤问题，时间不够，只能回答一公斤。”这之后，我和滕云很快成了朋友。

　　我们的校园很美，有幽静多姿的未名湖，有高耸入云的博雅塔，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我们一起听名教授讲课，一起去颐和园知春亭下的昆明湖学游泳。周末或去参加社团活动，或按侯仁之教授所讲的，到圆明园、玉泉山、颐和园、樱桃沟、香山、八大处等地游览。

　　燕园不是象牙之塔或世外桃源，学生经常参加接送外宾的活动，每年五一、十一还会参加天安门的节日游行。英、法侵略埃及时，除了到正义路六国饭店的埃及大使馆表示声援外，回校后，我们还参加了“北京—开罗”的象征性长跑，最后每人得到一枚纪念书签。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时，中文系组成“方志敏团”，我们俩都是二中队、二小队的突击队员，最后都受到了表扬。

　　可惜，平静的学习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裹挟。未曾见过世面的我们一时懵懵懂懂，还没有明白过来，就发现全班有两个和我们一样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对此我很不理解，于是一顶“温情主义”的大帽子扣在了我头上，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也被撸去了。紧接着，北大新闻专业就被并入人大新闻系，我们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美丽的燕园，搬到城内张自忠路的铁一号。

　　彼时，正值“大跃进”，我们连书本的边也沾不上，不是劳动，就是参加运动。滕云在校园里用小高炉土法炼钢，我到房山的花果山植树造林。后来他去上海江南造船厂劳动、办报，我则去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竟在太原山西日报社会师。

　　1959年下半年，天寒地冻，全班同学都到郊区大搞水利建设。庆幸的是，独滕云和我被调出来，他搞通讯报道，而我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60年毕业分配时，我们俩都被保送到文研班读研究生。文研班即文艺理论研究班，是由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文学研究所与人大语文系合办的，目的在于培养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以及文艺部门的领导和管理人员，班主任是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何其芳。听说一旦毕业，就可以留在语文系当老师。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们自然喜不自禁，所以学习格外勤奋，恨不得把大学四年没有读的书全给补上。遗憾的是，当1963年我们毕业时，我们俩未能留校，而是统一分配，我分到天津南开大学，滕云分到北京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另一位同学林文碧已经结婚，爱人在北京，她却被分配到天津的河北大学。于是滕云发扬风格，与林文碧对调，让林留在北京，他则与我同去了天津。

　　在天津待了几年，河北的省会从天津迁到保定，这样滕云便随河北大学去了保定。我们分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自顾不暇，断了音讯。直到1974年，我们竟然又在北京会面了。当时华北五省市的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滕云代表河北，我代表天津，一起参加汇演的评论工作。山西省参演的剧目叫《三上桃峰》，被批为给“桃园经验”翻案，成为轰动一时的重大政治事件。汇演结束后，滕云和我一起被留在国务院文化小组，住在东单一条的公安部招待所。我们也没写什么文章，只是负责看电影及演出，干些审查节目之类的杂活。我因为王若水的原因，不久后就被辞退，滕云待的时间也不长。

　　1978年，我离开南开大学回到阔别20年的母校北大中文系，专注于马列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教研工作。而滕云也从保定回到天津。他使我想起入北大不久，校友萧乾来作报告，戏称自己是“两栖动物”，同波列伏依一样，当过记者，后又专事创作，成了著名作家。

　　滕云也是这样，“独涉新闻，独耕文史，独擅评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史方面，他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都有研究，对《红楼梦》的研究更为突出。评论方面，他被称为中国文坛的著名评论家。他的9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孙犁十四章》，可以说是他评论创作的一座丰碑。他视角独特、写法新颖，对孙犁的文品和人品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条分缕析和透视洞察，令人耳目一新，心悦诚服。

　　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他马上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使其影响扩大，受到读者欢迎，该书很快再版。当他和冯骥才创办刊物《文学自由谈》时，他也约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学自由”与“党的文学”》，发表在创刊号上。

　　“名誉付诸历史长存”，为此他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满腔心血，这必然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原来身体是很好的。1962年4月22日，三年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人们因为缺乏营养大多身体虚弱，而正在读研究生的滕云、石家宜、阎焕东和我却异想天开，提议一起去爬北京的妙峰山。我们先坐长途汽车经颐和园、黑山扈、西北旺、黑龙潭，最后到温泉，然后舍车步行，先到大觉寺，再到鹫峰，又到涧沟，爬了五六座山峰，终于到达妙峰山。原来这里有一座寺庙，庙会时方圆几百里的善男信女，都会来到这里。而我们看到的，只是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村落，村前是面积很大的一个大平台，台下是万丈深渊，石壁上尚残留着“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的字样。原来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西游击队的大本营，被日寇多次轰炸，现在已是一片废墟。突然大风骤起，刮得人双眼迷离，身体摇晃，难以控制，遥望长空，一只大鹰孤零零地上下翻飞，左右盘旋，我即吟诗一首：

　　苍空疾风鹰斜飞，青松狂涛花正坠。

　　冈峦逶迤宗一处，径蹊辗转归总汇。

　　不为妙峰宁到此，只因废墟却转悲。

　　当年人神繁华地，今日萧瑟一片白。

　　之后，我们怅然而艰难地踏上归程。我们三人累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了，而滕云却依然谈笑风生、神态自若，足见他当年身体有多棒！现在四人中，曾经最健康的滕云却先我们而去，实在令人唏嘘。

　　安息吧，云兄，我会永远想念你的。

　　作者简介：

　　李思孝，1938年生，甘肃礼县人，退休前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列文论和西方文论教研工作。原任全国马列文论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马列文论》丛刊编委。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西方古典美学史论》《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等多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