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我的爱好，大概9岁那年开始阅读。上世纪60年代，父亲第三次当选天津市劳动模范时，奖品是一套《毛泽东选集》，我如获至宝，那时识字量有限，直到上中学时才通读下来。1970年的一天，天津一中曹长裕、李宏俊两位老师突然来家访，我正读《毛泽东选集》，曹老师那句“这孩子爱学习”的夸奖至今难忘。工作后，我走上出版社编辑岗位，与阅读、文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收藏着不少老报纸，有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月的《人民日报》，也有以《天津日报》为主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国家大事的特刊，每一张旧报都是值得珍藏的历史见证。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我家的书报安置点位不断升级：从最初东西挤挤巴巴的综合书柜，到扩充后的几个书柜，再到后来拥有一面书墙的房间。经历过几次搬家，那些沉甸甸的书报最令我珍惜，多数家庭搬家利落，我却要为书报的安置折腾数日，只因不忍抛弃大半生的心血。
我部分藏书的扉页上有大家的签名，信手拈来一本书、一封信，哪怕是一个纸条、一张明信片，都能牵出一段难忘的过往，因此，让我给书房“断舍离”很难。藏书中，既有我自己编辑的书，也有珍藏多年的旧书，更难得的是五四名家的墨迹——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55位名人的墨宝，这是现代教育家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多年前在美国用高清设备复印后寄来的，恍如真迹。
二十多年来，我与诸多文坛前辈及其后人相交，协助他们列提纲、写作、编辑书籍，这份情谊早已化作沉甸甸的托付。几位著作权人的委托书、版权事宜全权托付于我。除了罗久芳、翻译家文洁若的部分著作，现代著名作家梁实秋之女梁文蔷的著作，也渐渐托付于我，她说：“你真是少有的编辑，不是编完一本书就了事，还当我们的账房先生，代收稿费并及时转给我或我的国内亲属，陪着我们继续走文化长征。”16年前，在我退休之际，梁文蔷写了五千字的文章《书缘》，记录我们的友谊，她认为我出版一部《编书记》一定好看。去年6月，我带着儿孙参观青岛梁实秋纪念馆，发现馆内相关书籍甚少。回天津后，我从多家出版社购得梁家两代人的著作寄去，以丰富馆藏。年底，该馆馆长告诉我，这些捐赠的书籍引得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观团驻足翻阅，没想到这群学生中竟有在北大燕京学院读研究生的梁实秋的曾外孙女。这个女孩出生在美国，为传承外曾祖父梁实秋的文化基因，在祖母梁文蔷的影响下，大学本科时到台湾学习汉语，研究生阶段又来北大读书。我把馆长传来的照片马上传给居于西雅图的梁文蔷，她当即感叹道：“太神奇了，我还没收到孙女的消息和照片，你倒先看到了。”
我还存有许多珍贵的书信：现代女作家陈衡哲的女儿任以都教授从美国寄来的信；《联合国宪章》起草者之一浦薛凤先生的手迹；闻一多致梁实秋的信；沈从文后代沈龙朱先生的亲笔信及素描画；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幼女丰一吟的几十封信；“珞珈三杰”之一袁昌英教授的女儿、著名翻译家杨静远的信；清华大学国学大师赵元任先生次女赵新那寄来的信；《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先生的亲笔信；百花文艺出版社创始人之一徐柏容先生的来信，等等。年近99岁的文洁若先生素来俭朴，她用珍藏的旧挂历纸抄录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赠予我；后来，她又在我的记录本上题下“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并盖上她和已故丈夫萧乾先生的两枚大印作为纪念。老舍先生的女儿舒济女士为我写下一句话：“艳华，我最喜欢看你编的书了。”
没有想到我编辑的书，还间接推动了几位现代名人大家纪念馆的落成，这着实出乎我的预料。
2006年至2007年，我协助罗久芳编写《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这本书生动记述了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的生平及其夫人张维桢的不凡人生。浙江徐永福先生竟据此书的线索找到了罗家伦的祖居。此后，绍兴市柯桥区政府、钱清街道办事处及江墅村村委会，携手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建筑系和校友会，在保存罗家原有土屋的基础上建起“罗家伦生平陈列馆”，后又建立“罗家伦书院”。纪念馆收藏了众多文物，并陈列罗家伦家族年谱与事迹。两馆成为当地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落成纪念会上，罗家伦在国内的亲属和我受邀参与见证揭幕，并捐出部分与罗家相关的物品。一本书“催生”两座场馆，这是我不曾想到的。2023年4月，浙江话剧团将表现罗家伦生平的话剧《春光明媚的日子》之首演放在了清华大学。2026年开年，罗家伦家乡钱清街道和江墅村共同编写的《江墅村志》出版，江墅村党总支书记施生华签名寄给了我。
海外华人文艺团体“白马文艺社”元老浦丽琳（笔名心笛），不仅将浦家两代人的著作全权委托我联系出版事宜，并送我具有史料价值的其父浦薛凤著作《战时论评集》，并签名：“送给世界上最好的编辑——艳华 丽琳敬赠”。我深知，世间好书的后面都有编辑在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编辑的努力充满着职业使命的幸福感。退休后，我协助浦丽琳编辑《海外拾珠》一书，收录浦薛凤与清华师友的往来书信。该书于2012年出版后，引起浦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范宝龙以及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的关注，他们两次赴常熟推动了当地浦薛凤文物展示馆的建立。2025年年初，洛杉矶遭遇百年不遇的大火，93岁的浦丽琳心焦而又无奈地看到家中收藏的珍贵文物、名画、书籍，尽毁于一旦。大火燃烧的近一个月里，我寝食难安，在焦灼中写下八千余字的文章《守望情牵——洛杉矶火灾中的浦薛凤后代》，见报后引发关注。抗战前与浦丽琳兄妹同在清华幼儿园上学的宋以敏女士看到文章后，寄来几幅当年的珍贵合影，我迅速转发给浦丽琳，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是一个温暖的慰藉。最近，天津教育出版社重新编辑修订《浦薛凤师友书简》一书，即将出版精选本，弥补了我过去编辑工作的一些遗憾。
多年的编辑生涯，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文化大家，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向上向前的力量。表演艺术家、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2005年重版《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时，在题为《写给天上的二哥》的序言中写道：“昨天百花出版社阿艳打长途来，向我讨《两地书》。我说在应红处。她说我找李辉要……”黄老口中的“阿艳”就是我，尽管我们没有合作成功，可黄老去世后，我从一篇悼念文章中知道老人家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榻上曾认真阅读了我编辑的书，还在日记中作了中肯的评价。想到这些心绪难安。黄老晚年“一息尚存，不落征帆；不以不知为耻，仅以不学为憾”的自勉之句，也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至今我仍像在职时一样读着、编着、写着文字，年逾古稀，写作与思维仍得心应手、与时俱进，应得益于多年的博览群书。 题图摄影：刘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