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绩女士的专著《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团结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郑著”）受到关注，作者努力打捞史料，在历史间隙里发现以往被忽视的西南联大教授夫人群体，称她们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标本，这些女性独特的历史意义长期被“家属”的标识遮蔽。这本书打开了一片斑斓的女性世界，是当下西南联大叙事的一项突破。

　　由于史实的湮没，该著存在若干错漏之处，试举二三。

　　汤佩松（1903—2001）教授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科的奠基人，西南联大时期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夫人是加拿大籍华侨黄翠梧。郑著第142页有这样的脚注：联大时期汤佩松和金岳霖算是少有的单身汉，金岳霖四处蹭饭，汤佩松则常办派对。汤佩松到1950年才结婚，反清斗士的儿子娶了保皇忠臣的孙女，汤夫人郑襄女士是宣统皇帝老师郑孝胥的孙女。

　　事实上，汤佩松1930年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黄翠梧成家，两人都从事“探索生命现象之谜”的植物生理学研究，共同在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完成实验工作。1933年8月，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的汤佩松已在哈佛大学开展三年研究，夫妇俩育有一子又龙，他决然回国。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震动了在美华人，加上美国经济危机带来恐慌与混乱，作为受庚子赔款资助赴美留学的中国学人，汤佩松认定终生报“国恩”。同学兼挚友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答应在纽约一大学建立一项基金专供汤佩松继续长期研究，并护送患眼疾的黄翠梧回加拿大娘家，汤佩松对此十分感激，但还是回绝了这一挽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黄翠梧带着6岁的又龙从美国回到中国，前往汤佩松任教的武汉大学，她支持丈夫到前线参军，出力杀敌。然而，汤佩松未能如愿从军，回校继续研试防毒面具用的活性炭。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汤佩松把妻儿送到香港暂居。

　　1938年9月，汤佩松应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三常委之一梅贻琦的邀约，任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年底，汤佩松把在香港的妻儿接回昆明。1939年冬，夫妇俩又有了儿子肖龙（肖龙之后，又有一个孩子湘捷出世）。一家五口居住在昆明郊外大普吉村研究室旁的简陋小屋。生物学系研究生、助教吴征镒每到研究室，常看到黄翠梧在家门口用木盆、搓板给先生洗衣服，看上去非常勤俭，想来她是早期从福建到加拿大的华工后裔，出生于贫苦人家。她还帮汤佩松写论文。（见吴征镒：《我所认识的大普吉人》，刊于清华校友总会官网，2009年6月18日）1943年3月1日，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来到植物生理学研究室，看到实验室与寝室混在一起，房屋用泥砖建成，汤佩松的卧室、客厅，除了床、桌子、椅子，没有更多的家具或物件，卧室没有天花板，能看见瓦片，李约瑟当日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这些学者居住的房屋像法国或威尔士人的农舍，有些原始且没有装饰。”（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李约瑟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当晚，吃过一顿中餐后，汤佩松和夫人黄翠梧召集年轻研究人员和家属围着火塘办了一场大型家庭晚会，欢迎李约瑟的到来。

　　大普吉的生活愈来愈艰难，汤佩松变卖衣物度日，黄翠梧将仅存的一点东西全部折卖，由于营养不足，缺医少药，本就患有眼疾的她双目渐渐失明。1943年春，又有身孕的黄翠梧不得不只身带着三个孩子由昆明乘极为危险又是唯一的驼峰航线绕道印度，换船经澳洲返回美国，后定居故乡加拿大。汤佩松后在其著述《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位生理学科学家的回忆录》中说，“她（黄翠梧）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使我终身感激、难忘。她为我们的四个孩子在旅途中以及后来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期不能往来而经受的痛苦和牺牲，只有她这样一位顽强的妇女方能做到。我和我的孩子之所以有今天的一点点成就，是和她的毅力分不开的。”

　　1947年6月，汤佩松接到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李约瑟的邀请，7月中旬赴伦敦参加第七届国际生理学会议，会后途经美国转赴加拿大看望黄翠梧和家人，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夫妇俩最小的男孩志龙已4岁，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家人团聚颇多伤感。这之前，黄翠梧通过侨胞亲友已在温哥华大学及其他地方与人商谈了丈夫留在加拿大的可能性，但是汤佩松自认不能与母校清华大学“不辞而别”，坚决于同年10月回到北平，从此与在困苦环境中挣扎的黄翠梧天各一方。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动员北方教授南下，黄翠梧又来电报说已为丈夫在温哥华做了职业安排，汤佩松慎重地与老友陈岱孙长谈几次，下定决心不再离开北平。不久，黄翠梧与世长辞。

　　1950年，汤佩松与郑襄结婚。这一事实可参见邵瑜所写文章《母亲郑逊轶事》（刊于清华校友总会官网，2018年12月13日），文中提及“十姨郑襄是植物学家汤佩松夫人”“他们是1950年结婚的”。1979年春，76岁的汤佩松去加拿大探亲，和长子又龙一起为黄翠梧扫墓，表达他的哀悼、感激和忏悔之情，之后告别了儿子，回到祖国。

　　西南联大一众学者、教授，即使生活十分困难，依然没有放弃科研探求。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金属研究所教授余瑞璜，召集位于大普吉村的农业、无线电、金属三个研究所的科学家，每月定期在大普吉村与梨园村之间的一家茶馆会晤，参与者轮流作工作报告或大家进行专题讨论，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经常出席的有吴有训、任之恭、汤佩松等15人左右，别称“梨园会晤”。这些科学家有的于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部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汤佩松在前述回忆录中说，“最使我们高兴的还是我们这个集体里的物理学成员的学生中出了两位比我们成就更高的人物：杨振宁和李政道！”而非郑著第142页脚注所写“常到的15人日后均为科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物理学系的李政道和杨振宁也在其中”。

　　另，郑著掀开了历史一角值得真实回望。1946年7月15日下午，民主斗士闻一多在自家门口昆明西仓坡遇刺，陪伴他的长子闻立鹤立刻扑到父亲身上，紧紧护卫父亲，身中五弹，右腿被打残，肺部被打穿，血流如注。值西南联大已结业，闻立鹤正待北上清华大学外语系复学，当时他并非如郑著所说是“中共地下党员”，而是于1948年1月在北平入党，后化名“高克”。（见高晓红：《蜡炬成灰泪始干——回忆我的父亲闻立鹤》，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官网，2006年4月24日）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次日，闻立鹤奉派参加接管铁路工作组，之后长期在北京铁路局天津分局工作，1975年调至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回归专业，1981年3月病逝。

　　再者，郑著“前言”说，在照片中看到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迁往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4月抵昆时各方欢迎的实景，赵元任教授的二女儿赵新那是献花的少女之一，二女婿黄培云作为旅行团小队长，站在受欢迎人群的前列，那应该是他们的初次相遇，说不定还是初次相识。据《黄培云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记述，在人群中，“第一次碰到了我后来的老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并不认识，直到我留学美国，才在清华同学会聚会时真正认识她。”黄培云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后通过庚子赔款留美考试，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读博，1941年，他在赵元任家（已于1938年8月赴美）参加同学会，帮赵新那洗碗时两人相识。所以，郑著写献花的组织者之一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冥冥中已将女儿的命运排定”，只是美丽的臆想。黄培云和赵新那1945年7月在美成婚，1946年底相偕归国，黄后来成为我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这一个个烽火与战乱中西南联大的人物故事，令人感慨、回味；后学当真实客观地呈现，方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