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龙与机器人》出版并获得成功，各年龄阶段的读者都被这个神话与科技并存的奇幻世界深深吸引。该作品通过多元平等的当代价值和包容共存的国际视野，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神话与AI科技的奇幻宇宙，为世界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并拓宽了儿童文学的边界。这种将AI技术等科幻元素与中国传统神话进行资源性激活、在AI时代新语境下诠释中国故事时代魅力与未来潜能的书写，展现了中国式叙事美学在范式上的突围，这既非对后殖民话语的简单仿写，也未陷入技术乌托邦的困境，而是在解构“西方现代性”叙事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故事的未来书写。作者深掘中国神话的丰富内涵，赋予角色、场景独特的中国文化气息，同时创造性地引入机器人设定，将未来科技元素自然融合于古老神话世界的叙事框架之中，古今交织，大大丰富了叙事张力，增添了故事魅力。
《龙与机器人》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隶属科幻与儿童文学这两大文类，而儿童文学自身遵循着以下基本规律。首先是必须关注儿童的个体意识，秉承康德“人是目的”的哲学，将儿童本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从而通过叙事实现将儿童塑造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人”这一价值期待。其次是必须体现儿童自身独一无二的价值，即坚持“儿童中心主义”。再者，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需被置于中国文学的大框架之中，通过“立人”的思想重建精神主体性并改造文化基因，通过“树人”的思想构建教育新路径以培育“人”的尺度。而二元对立结构这一在《白雪公主》《三只小猪》等经典童话中普遍存在的，能通过善恶、正邪等鲜明对比迅速帮助儿童把握人物形象与故事内核的叙事手法，因其能将复杂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关系以降低认知负荷，并且完美契合皮亚杰所揭示的儿童在7-12岁开始感知可逆动态、在12-15岁掌握逻辑演绎与逆向互反能力的思维发展特征，故而成为儿童文学史上经典的叙事策略。《龙与机器人》正是娴熟运用了这一结构，在并未简化现实世界矛盾的前提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彰显了中国叙事的魅力，体现了大国文明的人文关照，并对未来人类困境与世界格局做出了卓尔不凡的想象，从而具备了超越一般儿童读物的特殊魅力。
就故事内核而言，《龙与机器人》是一部成长小说，讲述了11岁少年风好奇与具备自我意识和情感能力的AI伙伴量钛子，携带一枚神秘龙玉佩踏入由《山海经》《庄子》等古籍元素构建的神话世界“昆仑界”的冒险之旅。其情节遵循“离开家园—面临挑战—战胜邪恶—获得新生”这一经典的线性英雄叙事路径。风好奇在从寻宝大会到最终击败反派玄灵法师的一系列试炼中，逐步完成了自我认知的变化、价值观的重构与社会角色的调整，实现了从“瘦弱男孩”到“无敌战士”的身心双重蜕变。然而，这种成长并非个体孤军奋战的结果，而是有赖于以风好奇为代表的人类、以量钛子为代表的机器人与以小飞龙为代表的神话生物之间跨越种族的友谊——这正是对传统“英雄伙伴”模式的创造性重塑，体现着后现代共生观念。与此同时，小说中鲜明的对抗元素、善恶区分、忠诚与反叛以及多方势力博弈，又为这一成长叙事注入了中国武侠的“江湖”情调，实现了经典英雄叙事的东方化重构。
深入文本肌理可知，小说中的三重二元对立“科技与魔法”“正邪与强弱”“自我与世界”共同构建了其基本叙事框架并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科技与魔法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小说的张力。作者通过创造“人界”（科技象征）与“昆仑界”（神话魔法象征）这两个平行世界，将历时性的对立转化为共时性的空间并置。昆仑界“外界人至，昆仑界灭”的古老预言则表达了对人类科技文明潜在的弗兰肯斯坦式焦虑，这种焦虑通过两类AI机器人被具象化——体现工具理性、可能陷入“理性化的牢笼”并带有“算法偏见”的指令执行型AI（如小说中夺宝公爵的机器人），以及具备情感与自主决策能力、模糊了“工具”与“主体”界线的情感学习型AI（如小说中的量钛子），它们分别从秩序颠覆与情感依赖的角度构成了对昆仑界社会结构的双重威胁。面对威胁，昆仑界内部产生了主张隔绝人类、建立“昆仑帝国”的玄灵法师一派，与主张和平共处、维护两界秩序的风好奇一派之间的冲突。而主角团最终瓦解政变、选择构建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技术文明以两界福祉与社会公平为标尺的“大同世界”，则深刻体现了从“冲突”走向“和谐”的中国式社会愿景。其次，正邪与强弱的对立转化则体现了小说在道德叙述上的复杂性。尽管存在风好奇团队与玄灵法师团伙的鲜明对立，但作者通过塑造“夺宝公爵”孔维德这一亦正亦邪的、取名自《诗经》“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行为从利益驱动渐显侠义精神的非典型反派，挑战了传统儿童文学中绝对的脸谱化善恶二元论，隐喻了技术时代个体在功利与道德间的挣扎。而正邪对立下隐含的强弱对立，则紧扣成长小说特质——风好奇的冒险是解码与再编码传统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风好奇必须解开龙玉佩之谜来连接神话与科技，从而实现文化基因的传承。其最终胜利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中华文明观对霸权逻辑的超越，并彰显了儿童文学通过叙事实现“立人”与“树人”的价值。再次，自我与世界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人性构建的哲学基础。以玄灵法师为代表的势力持类似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观点，将昆仑界视为可操纵的客体与攫取权力的工具，这种自我与世界的割裂导致其无法真正把握世界规则而未能吸收盘古之力；而以风好奇为代表的正义方则始终保持着自我与世界的联系，无论是量钛子与神兽结为灵伴，还是跨种族同盟的建立都促成了“生态自我”的形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使风好奇完成了从追问“我是谁”的孤儿到能定义世界、吸收盘古之力的救世者的蜕变。
《龙与机器人》中所有精巧设置的二元对立关系，最终都服务于一个一以贯之的底层逻辑与价值指向——从“冲突”走向“和谐”。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条贯穿全文叙事的隐线，作者通过构建一个友情亲情充溢、消解绝对善恶、强调责任勇气与个人价值实现的未来“大同世界”，完成了对中国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追求以及“中和”观念的未来性重构。小说的贡献在于，它以“技术共振”的想象替代了“文明冲突”的焦虑，将源于中国智慧的价值理性转化为世界大同的未来准则；它以“义利之辩”的伦理思辨解构了工具理性的冰冷，在角色的道德摇摆间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当代演绎；它更以“生态自我”的哲学构想超越了现代性的主体性困境，通过风好奇吸收盘古之力这一情节，实现了“天人合一”理念在科幻语境下的生动预演。这种叙事策略不仅使中国智慧得以摆脱地域性限制，更通过儿童文学所特有的、贴近人类原初思维的想象语法，将“人类世”的全球性焦虑转化为“和实生物”的东方解决方案。因此，当风好奇携盘古之力重构两界秩序时，其叙事是将《礼记·大同篇》的古老理想投射向充满科技幻想的未来图景——在科幻的表皮之下，涌动着醇厚深沉的中国叙事基因。这部作品立足于中国本土，却以交流互鉴代替冲突对抗，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未来的潜在困境提供了独特的文明观照。它不仅构建了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未来格局，更在其磅礴的想象中，彰显了坚定的民族自信与重要的时代使命。
总而言之，《龙与机器人》创新地融合了科幻、奇幻、探险、成长等类型元素，设定独特、角色生动、情节紧张、主题深远、文笔流畅。通过这部作品，不仅能收获幻想文学的乐趣，还有人文哲思的启迪，不仅能满足儿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渴望，也可激起其对前沿科技的探索欲，不仅为我们展现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创新潜能，也探索了少儿科幻发展新的可能性。
【苏州大学文学院 谭皓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