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写的几篇散文，无一例外地都带有职业背景，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时的情形，总会浮现在眼前，涌现在笔端。我记下的这些人或事，都是编辑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毕竟是有缘分的，不管相处的时间长短，交集深浅，或多或少都会存有念想，将这些零星片段串联起来，我们的人生经历就有了色彩。

　　这些天，我在想滕云先生。他于2026年2月1日病逝，享年88岁。他在《天津日报》任职副总编辑期间，我们都是在一起工作，他的突然离世，让我忆起当年相处时的诸多场景，不免心里难过。1977年1月，我调到文艺部时，身边多是年长的老同志，随后便常有编辑调入或调出，这都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但如有编委以上的人事变动，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党报文艺副刊历来是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先前分管的编委、副总编辑相继离休后，听说报社从外单位调进一位副总编辑，主管报纸文艺副刊工作。记得是1992年吧，滕云先生从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任上，调到《天津日报》任副总编辑，这种情况以前未曾有过，他那时已是研究员职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过多部研究专著，还是《红楼梦》研究学者。以这样的资历升任《天津日报》副总编辑，可见上级主管部门对报纸文艺宣传是何等重视。

　　新领导上任，总是会有新鲜感。我虽知晓滕云先生大名，但暂未有工作上的联系，赴任副总编辑时，他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且颇具学者风度，编辑同仁都尊称他为“滕总”。我很愿意延续这种带有亲切感的称呼。那时，报社还在鞍山道社址办公，每次在楼内见到，彼此都会主动打招呼，显得熟络。很快便听说，滕云到任后的第二天，即去拜访了孙犁先生，报告自己新的工作调动。孙犁表示，没想到上面会派来一位高水平的同志到报社，这是对你的信任，并以“慎言慎行”相嘱。孙犁先生给予的勉励，他深深地铭记于心。

　　调到《天津日报》任职，滕云先生大概是没有想到的，但他早先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却是响当当的科班出身。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尚在社科院文研所时，想要下功夫研究孙犁的创作成就，便请谢大光先生陪同去拜访孙犁。其时，他刚从湖南、广东等地考察归来，这次见面，谈到萧殷、黄秋耘与孙犁的交往，以及孙犁正准备与《文艺报》记者的谈话，所以，那虽是第一次面见孙犁，但交谈的气氛融洽，时间也大大超过了预期。

　　如今，他能够来到孙犁先生身边工作，亲聆教诲，真是一种幸运。并且，自己又主管孙犁早年耕耘过的文艺园地，更使他增添了一种使命感，酝酿多年的新的研究方向，终于有了定位。就是从这个新职开始，滕云先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报纸的文艺副刊上，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块底蕴丰厚的文艺园圃中。他知道，孙犁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创始者与旗帜。那之后，在每一次向孙犁请教、阅读孙犁作品，包括了解和熟悉那些与孙犁有过交往的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他都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新识，并随之萌生了一桩心愿，也可称之为“奢望”，即要在孙犁研究领域创出新绩，这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赋予他的底气与信心。

　　这毕竟是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种新的挑战。他每天面对的是作者与作家、看不完的堆积的稿件，编辑与新领导的关系，就是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处熟的。记忆里，滕总没有新官上任时的那几把火，而是认认真真地看稿、看版样。编辑们有事也多会相互沟通，按程序请示、汇报。有了编辑们的支持，滕总的工作进行得流畅自如。在我的印象里，同事之间相互关爱、相处和谐，没有隔阂，大家都尊敬领导。滕总也同样尊重编辑的劳动和创意，从不轻易“枪毙”或撤换稿件。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等方面，他是内行，却从未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以理论家的架势随意指责、批评编辑工作。

　　平时，滕总是听得多、看得多、说得少，为人低调、务实，他很快便熟悉了报纸编辑业务。在待人、处事及办报上，他都是极其严谨、认真的。1993年6月24日，是《天津日报》孙犁研究小组的一次活动日，特意请来了梁斌先生授课。滕总照例与会，并将梁斌对孙犁散文创作的褒奖，做了极为详尽的记录。在会议现场，他俯身速记下的文字，日后出现在有关孙犁研究的著述中，这种用心且专心的学习态度，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文艺部在四楼的一间扇形办公室办公，楼下就是会议室，部门的主要会议大都在那里进行。以报社年轻编辑记者为骨干的孙犁研究小组，不定期研讨孙犁作品，这也是于1994年成立的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雏形。聚集了南开大学、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多方面研究力量的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由天津日报社主管，不仅经常举办研讨、出版等活动，每年还会召开展示成果的年会，使天津成为名副其实的孙犁研究中心。滕总作为首任会长，领衔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扩大了研究会在全国的影响力。

　　1998年，孙犁先生85岁，这一年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65周年，6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作协、河北省作协、河北省文联、天津市作协、天津市孙犁研究会、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孙犁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天津日报社新址举行。1995年，天津日报社从鞍山道搬迁至大沽南路873号，办公条件大为改善。市委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话，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等地的作家及研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这次会议，为孙犁研究勾画出一条独特的风景线，许多研究者的课题都有新视角、新开拓。6月27日的《天津日报·文艺评论》版，特辟“孙犁创作研究专版”，刊发了滕总专为此次研讨会撰写的文章《伟大文化守成者》，也是孙犁创作学术研讨会重点论文之一。文章由5月1日曾为孙犁敬寿引出全篇，分列出三个题目：“孙犁文学的二度辉煌与三种成因”“孙犁是伟大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守成者和创造者”“研究学习孙犁，既为赓承更为新生”。

　　山东画报社在出版孙犁《书衣文录》及“耕堂劫后十种”之后，于1999年11月13日，在北京三联书店召开“回眸：孙犁二十年”出版座谈会，滕云以《天津日报》副总编辑、天津市孙犁研究会会长身份参加并主持会议。他特别谈到对这十本书的感想：“这是孙犁同志晚年生命乐曲的一首旋律，高高扬扬，扬扬抑抑，抑抑扬扬，最后的《曲终集》也没有完全抑，还是扬……孙犁同志现在医院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的心贴近孙犁。”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从维熙、曾镇南、舒乙、郭志刚等人。

　　2002年6月下旬，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由滕总带队远赴河北省安新、安平两县，走访孙犁先生故乡。随队人员有研究会成员及天津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一行人先到了同口镇同口小学旧址，几百米之外就是白洋淀。晚上召开了研讨会，由滕总主持，大家多是即兴发言，有教师、学生，也有作家和出版社编辑。第二天中午，他们又赶到孙遥城村参观。

　　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病逝，文艺部同仁迅速编辑了一块通版，沉痛悼念。滕总更是深情撰联：“山风昔曾吹淀水一片丹霞一派蒹葭挹取清芬怀远者；海雾今已锁砚池一代文宗一缕哲踪留得典型惠后人。”接着又为另一块通版“特刊”拟就版题“遗文垂青史 斯人今远行”。一个月之后，“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为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文艺部策划了多种活动，如“旧足迹 新台阶——系列作品选登”，就是与滕总反复商议后定下的专栏题，在刊发老作者新作品的同时，配发一篇经缩写后的代表作，这个专栏在“文艺周刊”一直发到当年年底。2002年8月8日，是“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的正日子，滕总在连续两期的纪念号上，分别拟出版题“双千行旅 与子相和”“双千行旅 黾勉同心”。滕总的这些心血吟哦，对仗含韵，情深意远，为版面增添了光彩。

　　在此活动期间，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所理解的报人——孙犁》，提出“孙犁编辑经历久长，编辑思想丰富，编辑体验深厚，编辑见解精到，一般的编辑家、编辑学家，未必能臻其境”。他特别摘引了孙犁若干编辑工作的经验谈之后，感悟道：“作为一个晚辈，参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的一个编辑，我把孙犁的这些话，把这些关于办刊原则的话，当作孙犁同志对我们的嘱告，把这些关于编辑操作的话，当作孙犁同志对我们的传经。比起孙犁来，我们差得太远。现在，‘文艺周刊’也出到二千期了，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如果我们还做不到，那么，我们也该以赓续传统为念，坚竖我们心中的旌旗。能够成为一张报纸、一张报纸文艺副刊旗帜的现代作家并不多……”这是一位学者至为虔诚的心语。

　　“文艺周刊”于2002年8月8日另辟专版，刊登为纪念《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而召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与报纸副刊——“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纪要》，编发国内几大报纸、期刊负责人的发言；“文艺观察”版也以整版篇幅，刊载北京和天津的作家、学者在“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摘编。就在这次座谈会上，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商议，拟设立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同年10月13日，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在武夷山召开年会，滕总以副会长身份赴会，我陪同前往。滕总代表主办方之一的《天津日报》，向与会者介绍了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及重要意义，使得这一议题全票通过。我当即写了一篇消息，滕总看后电传回报社，转天发表在《天津日报》一版：《津报集团动议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决定 设立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 这是以文学大师孙犁命名的全国报纸副刊编辑最高奖》。这个被报纸副刊界高度认可的奖项的设立，经过多年努力，直到2011年秋天才终于有了结果，滕总功不可没。

　　2003年7月7日，为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一周年，在天津日报大厦举办了“孙犁与天津”研讨会，7月11日的《天津日报·文艺观察》版，汇集了会议上的精彩发言，以《发扬孙犁精神 发展先进文化》为题，以通版形式做了刊发。会议当天，与会者受邀在前广场上的孙犁塑像前合影留念。会前，滕总与编辑一起忙碌，会后，他的身影掩映在嘉宾的合影里。

　　《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提高，始终坚持既定的办刊方针，为读者提供健康而优良的精神食粮。2010年，《天津日报·满庭芳》出刊也已达3000期，文艺部于1月22日、24日、26日，连续推出精心编辑的纪念特刊，三期版题均出自滕总之手：“三千行旅 满庭芳菲”“三千行旅 经典永续”“三千行旅 雅正有恒”。

　　2013年是孙犁先生诞辰100周年。5月8日、9日两天，河北大学等单位主办了“2013华夏阅读论坛之孙犁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有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山东、海南、湖北等地的六十余位代表参加。滕总那时虽已退休，但仍以天津市孙犁研究会原会长身份参会，他在发言中回忆了孙犁文学深蕴的思想和包含的内容，认为孙犁作品素淡幽远，值得今人精读细读，强调“再写现当代文学史，孙犁是要归其位的”。会议当晚，滕总还与参加会议的日本学者渡边晴夫进行了交流，回答了关于孙犁抗战文学中的一些问题，阐述了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人物原型，以及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一位与会教授谈道：滕云先生有许多好的思维，如对人物的分析应承认多异复杂性。他的《孙犁十四章》92万字，皇皇大作了。滕云先生的文笔精当，全面论述孙犁今已超越过去著作，提出“说不尽的孙犁”。他不认为孙犁一生十全十美，但不同意“边缘人”“多余人”的说法，孙犁从未离开过生活。说孙犁淡定也非真实，那不是淡定，是品味苦涩、解剖生命、忏悔一个时代。这次在保定，滕总还见到了冉淮舟等老朋友，并以新著《孙犁十四章》相赠。

　　同年5月14日，“孙犁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及“百年孙犁·论坛”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下午的论坛即由滕总主持，与会者高度赞扬孙犁的人格与文品，高度评价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以及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的重要位置。到会者中有不少滕总的老朋友，他掌控会场、引导发言，神采依旧，保证了论坛的圆满成功。

　　从以上这些远非完全的回述中，可以看到，在那些年里，凡是有关孙犁研究的诸多活动，都有《天津日报》、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参与。其中，滕云作为主管文艺副刊的副总编辑、会长，是当仁不让的倡导者、参加者、组织者、主持者，他在台前指挥，也在幕后策划，始终在编辑们中间。他去医院看望过病中的孙犁，坚信孙犁的作品是传世的。他的所言、所行、所为，都是为了宣传孙犁，为了扩大《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品牌影响力，他为此而奔波、建言、发声，不遗余力。

　　报纸工作的紧张、忙碌、费时，占去了滕总的绝大部分精力，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为新闻事业的付出，使他不得不舍弃科研项目，减少或延缓自己的研究课题，包括文学创作。他的《孙犁十四章》，原是在1999年，以“孙犁综论”为课题申请的国家项目，希望在孙犁生前能够完成，却不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已是2012年，用时长达13年。他说：“主要原因是那时还在孙犁工作、生活过几十年的同一张日报的编辑岗位上，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日常职务行为丛脞，挤时间写点与办报业务相关的文章是可以的，从事大型的学术课题研究则绝无可能。”

　　《孙犁十四章》是倾尽著者全部心智与心血的著作，是从学术立场对孙犁和他的作品所做的综合评述，十四章包括生平考述、作品评析、综合论议等，区别于他人的作家论或是作家评传。在“后记”中，滕总写道：“百读孙犁者有百孙犁，不读孙犁者无孙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孙犁还是会有人读的……今日在史上有其位的作家，其位要下移，或出位了。孙犁呢？是其位下移，还是上移？人们可以等着。等着那时的天视民视，天听民听。”这番话，是在细读、深读、精读孙犁之后产生的熟思，我们深信滕总的预见。去年春天，由冉淮舟先生提供展品的“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在保定光园举办，《孙犁十四章》与其他孙犁研究专著一起，布展在明亮的展柜里。《孙犁十四章》是滕总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述，他完成了对孙犁先生的“承诺”。

　　从对孙犁先生的敬重，到对报纸副刊的用心，滕总的付出是充满真情的，大部头的研究搞不了，他就按版面需求、编辑约请写一些报刊文章。他在“文艺评论”版写过津味文学及天津文化的专题文章，也在文艺副刊写过情之所至的散文。他不多的散文写作，水平很高，既有丰富的知识含量，又有相当的文字功力，颇富文采。他在“文艺周刊”发表过的若干篇作品，我都是当作美文来读的，作为责编，每一篇我都要仔细校对原稿，生怕出错。滕总说自己是电脑盲，始终不用电脑敲字，作品都是手写，有的是笔画难辨的繁体字，有的不是字典里能查到的规范词语，我还特别喜欢那些表述新颖的字句，给人以新意和新识。滕总的手稿在我看来字体漂亮，书写规范，属于文人手迹，自存了他的一份手稿，那是一篇写芬兰的访问记。

　　报社常年有夜班，由编委会成员轮值，滕总夜班下来，上午在家睡觉，下午照例上班，很是辛苦。但他按照报社规定，严格执行，从无怨言。多年下来，已是适应了新闻单位的工作节奏与氛围。报社搬迁至新厦后，我们之间的办公室隔着三层楼，编辑们多在下午去送大样，有的敲门进去，将大样放在桌上，有的不进门，把大样顺门缝塞进去。我喜欢有事先打电话，送大样都是敲门进屋，滕总桌子上摊开的多是报纸版样，几乎没见到过与报纸无关的研究书籍。他是严谨的，不在工作时间进行自己的科研课题。放下大样，我总爱聊上几句，文艺界的话题很多，他却很少发表意见，有很深的修养与涵养。他从不吹捧人，也不轻易表扬谁，他心里有一个高标准的尺度。有时候我们正说着话，碰巧会听到办公室门口唰的一声，一份大样塞了进来。在签付印的时间，滕总都是等候在办公室，极少遇到突然有事或在外开会等情况，让编辑久等。

　　工作之外，同事之间，是可以深入交流的，能聊得来可以融洽关系，便于工作。滕总与青年编辑、老编辑都很谈得来。那些年，偶有部门聚会，他都以老同志为尊，从不摆领导架子，谈笑随意自如，新闻单位的等级观念不明显，领导与编辑、记者间交流顺畅，似是有传统的。他的老伴儿单老师，曾是一位中学教员，儿子学医，女儿在国外，一双儿女都很优秀。我见过单老师几面，人特别温和、贤淑。她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学习绘画，在“满庭芳”版上，我们还曾选发过单老师一幅牡丹花的习作。滕总尤喜绿植，擅养花卉，记得报社一位球友代人管理过一处花窖，我曾介绍滕总前去观赏。

　　我们曾有过两次一起出行，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去武夷山开会，另一次则是接受老作家杨润身邀请，到他挂职的平山县老家采风。滕总与老杨关系交好，是因为市文联与市作协当年同在一座楼里办公，老杨是一位非常质朴的乡土作家，与滕总谈得来，感情上有深交，滕总调到报社后，他们依然保持交往，友谊比之前更深了。滕总调到报社后，对老作家们非常尊重，这从他对副刊版面作家稿子的处理上，就能看得出来，从不夹带私人印象和好恶。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们去看望滕总，他的家搬到远离市区的一座安静之所，多年未见，记忆里那位办公高楼里的滕总，如今成为平宅里的老者，却不减一身的儒雅。那时，他身体已经患病，退休后做过心脏手术，仍在潜心研究“三国”，拿出一篇长文给我们看。我当时建议在副刊版上开设一个专栏，将这些难得的好文章发出去。

　　他在市文联工作期间，曾任《文学自由谈》创刊时的双任主编。2025年年底，这本刊物拟举办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想约请他出席会议或发言，不想，他的身体已出现不适，未能留下任何宝贵史料，实在遗憾。

　　滕总病逝后，《天津日报》退休微信群里，有人及时发出了讣告，大家不分编辑部、工厂、后勤，纷纷表达哀悼之情，可见滕总在老同事们的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社科院文研所的老同志前不久跟我说，滕云所长调到《天津日报》后，很多年的春节，所里都会请他回去聚会，畅叙友情。

　　这些天，我不断翻看滕总为“我与孙犁”丛书所写的书评手稿，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孙犁先生的至深情感，再次让我泪目。2022年7月，为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我约请冉淮舟、谢大光、肖复兴、卫建民四位曾与孙犁有过深入交往，同时也是文艺副刊的老作者，共同出版了一套总计五册的“我与孙犁”纪念丛书。滕总收到样书后，受约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平生风义兼师友——纪念丛书“我与孙犁”读后感》，发表于2022年12月29日“文艺周刊”版。他从“事”“理”“情”三方面，写了对五本书的感想。这之前，我只知他是抱病阅读书籍，却不知此时又染新疾。他的散文《马头墈漫思》，2024年6月27日发表在“文艺周刊”版，表达了他对家乡绵绵不尽的赤子之情，成为留世的最后一篇作品。

　　滕总在《天津日报》工作了12年，退休时已是66岁。这既是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全部时间，也是他整个人生履历中，极具光彩的一段光阴。报纸文艺副刊的百花园中，会留下每一位扶植者的脚印，岁月将记住他们的名字，并向“扶犁执耨，播种耕耘”的园丁精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