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夜,翻读谷曙光先生的《大唐孤勇者:韩愈传》,竟觉千年前那位“丰肥寡髯”的宗师,仿佛就坐在对面。他带着一身风雪,一腔赤诚,从中唐的宦海浮沉中走来,那些藏在“业精于勤”“踔厉风发”背后的故事,那些“不平则鸣”的孤勇,在辞旧迎新的节点,格外让人动容。韩愈顶着“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桂冠,过着一个凡人在困顿中不折、在纷扰中守心的活法, 他会落榜、会委屈、会愤怒,却永远在跌倒后爬起来,永远对生活抱着滚烫的热忱。这种活法,恰是我们在每个新年关口,最需要汲取的力量。
寒夜暖光托举孤勇底色
韩愈的人生开局,简直是把“孤寒”二字刻进了骨子里。“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父亲早逝,长兄韩会没多久也病逝在岭南,年少的他像断了根的蓬草,风一吹就摇摇晃晃。可偏偏,命运给了他两位托底的女性,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出来。
长嫂郑夫人是明面上的守护者。韩会离世后,整个韩家三十余口,老的老、小的小,全靠一个女人撑着。她要扶着丈夫的灵柩,从“穷荒海隅”的韶州千里迢迢迁回中原,路上兵荒马乱,她怕;中原待不下去,又要带着一大家子往江南宣城去,前路茫茫,她也怕。可她没垮,“念寒而衣,念饥而飨”,把韩愈当作亲儿子般抚育,让这个孤苦少年能在宣城的五年里安心读书,立下“干霸王”的壮志。多年后韩愈官至礼部侍郎,每逢时节庆贺,仍会率着妇孙给嫂子行礼,《祭郑夫人文》里那句“在死而生,实维嫂恩”,字字都是沉甸甸的记挂。
而那位李姓乳母身上,藏着韩愈一生最柔软的秘密。翻遍韩愈的诗文,竟找不到一句提及生母的话,研究者们猜,这位陪伴他四十余年的乳母,或许就是他出身卑微、未能明说的生母。“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怜,不忍弃去,视保益谨,遂老韩氏”,她看着韩愈从一介寒士考中进士,看着他入朝为官、娶妻生子,在韩家一待就是四十多年,活成了家人的模样。韩愈待她,也早已超越主仆。逢年过节,要带着妻儿恭恭敬敬地拜寿;她去世后,要亲自领着家人送葬,看着墓室关闭才肯离去。这种超越名分的深情,在等级森严的唐代,显得格外动人。
韩愈的孤勇,不是横冲直撞的鲁莽,而是因为自己被好好爱过,才懂得把温暖分给别人。后来他在阳山贬所施教化、惠民生,让百姓“生子多以其姓字之”,那份悲悯,不正是早年被呵护的记忆吗?
屡败屡战的落榜生
写出“业精于勤,荒于嬉”的韩愈,早年竟是个不折不扣的“落榜生”。他的科举之路,说出来全是泪:“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四次考进士,三次考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七次科考,六次栽跟头,换作旁人,早该心灰意冷回家种田了,可韩愈偏不。
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的他“携一束书,孤独地从宣城出发”,渡江北上赴长安求仕,一路上豪言壮语:“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可长安的路,比黄河的浪还险。第一次落榜,他才二十一岁,尚可安慰自己“来日方长”;第二次失利,囊中羞涩的他只能暂回江南省亲,路上还不忘给权贵写自荐信,语气不卑不亢:“与之进,敢不勉?与之退,敢不从?”第三次落榜,他写下“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字里行间满是彷徨,却在看到好友陈羽也落第时,提笔写下“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陪着朋友一起掉眼泪。
直到贞元八年(792年),二十五岁的他才终于考中进士,跻身“龙虎榜”。可这只是起点,进士及第后,他三次冲击博学宏词科,都被宰相一句“实与华违,行与时乖”刷了下来。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放下身段去讨好权贵了,可韩愈偏要守着底线,在《应科目时与人书》里自比天池怪物,明明白白说:“俯首贴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
三次失利后,他居然作出了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三上宰相书。他径直跑到大明宫光范门,把书信递到中书省“传达室”,第一次陈情求助,说自己“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第二次苦求哀怜,直言“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第三次干脆锋芒毕露,质问宰相“不宜默默而已”。这种“越级上书”的勇气,在等级森严的唐代,简直是以下犯上,可他偏要如此,只为讨一个公道。
春节是辞旧迎新的节点,我们总在此时复盘过往、期许未来,而韩愈的经历恰是最好的启示:所谓逆袭,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幸运,而是“再接再厉”的坚持,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就像他在《进学解》里写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新的一年,不必追求“一举成名”,但求“日有所进”,就够了。
乱世中也有赤诚
韩愈的“狂”,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柳宗元说他狂,宰相说他狂,连皇帝都骂他狂。可读完传记才懂,他的“狂”,从不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而是“不平则鸣”的赤诚。该说的话,哪怕掉脑袋也要说;该做的事,哪怕遭贬谪也要做。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任监察御史,关中大旱,百姓饿殍遍野,“盗贼公行”,可京兆尹李实却虚报灾情,说“岁虽旱,而民不甚困”。满朝官员都吓得不敢作声,唯有韩愈挺身而出,写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把灾情白纸黑字摆到皇帝面前。这份“满朝朱紫不敢言”的勇气,最终让他从“青云士”沦为“白头囚”,被贬到阳山那个“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的偏远小县。可他毫无怨言,在那里“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不仅自己潜心治学,还广纳好学青年,把教化的种子播撒在荒蛮之地。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生孩子都愿意用他的姓命名,这份发自内心的爱戴,远比高官厚禄更珍贵。
元和十四年(819年),年近半百的韩愈时任刑部侍郎,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供养,耗费巨资,举国轰动。韩愈又一次挺身而出,写下《论佛骨表》,直言“佛不足事”,甚至说佛骨是“朽秽之物”,宜“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份“忠犯人主之怒”的决绝,让他瞬间被贬潮州。途中大雪纷飞,他在蓝田关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字里行间满是悲戚,却在诗里自白“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哪怕老了,哪怕要遭罪,也绝不后悔。
到了潮州,他也没消沉。看到鳄鱼为患,百姓深受其苦,他就写下《祭鳄鱼文》,对着鳄鱼“骂”其“冥顽不灵”,限它三日内迁徙;看到当地教化落后,他就兴修水利、兴办学校,短短八个月,就让潮州“一片江山尽姓韩”。最让人震撼的是,五十五岁那年,镇州兵变,叛军割据,局势凶险,韩愈却主动请缨,孤身入叛军营中。面对刀兵相向的叛军,他谈笑自若,以理服人,最终平定叛乱,践行了“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的誓言。
韩愈的赤诚,是“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践行。在这个容易妥协的时代,我们或许不必像韩愈那样“怼天怼地”,但那份坚守原则、关爱他人的善意,那份不畏强权、敢于发声的勇气,恰是我们最该传承的品质。
穿越千年的精神传承
韩愈所处的中唐,文风浮华,骈文盛行,文章写得花里胡哨,却没什么实在内容。韩愈看不下去,挺身而出,发起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反对“陈言务去”,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硬生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他的《师说》,打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桎梏,提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进步观点,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他的《原道》,构建了“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儒家道统,为中华文化确立了清晰的传承谱系。他一生创造了三百多个成语,“业精于勤”“焚膏继晷”“力挽狂澜”“踔厉风发”,这些词语至今仍活跃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
他对后学提携,不顾流俗非议,广收弟子,培养了李翱、张籍等一批优秀的古文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阵营。他对弟子倾囊相授,“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点燃了后学的求学之火。春节贴春联时,我们书写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言谈中用到的“再接再厉”,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传承着韩愈的精神。
文人圈层文脉聚合
从《大唐孤勇者:韩愈传》的“朋友圈”视角章节与外篇,会发现这位“狂直”的宗师,实则有着惊人的圈层凝聚力。他以纯粹的文心、坦荡的品性,聚拢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与后学,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社群。这种“以文会友、以道相传”的知己之道,不仅温暖了他颠沛的人生,更成为古文运动得以燎原的关键。
韩愈的圈层,首先是“灵魂共振”的同辈知己。他与孟郊的友谊堪称千古佳话,两人相差十七岁,却在长安应试时一见如故,成为“忘形交”。彼时韩愈三次落榜,孟郊四十六岁仍未及第,相似的困顿让两颗倔强的心紧紧相依。他们一起唱和诗歌,共创“韩孟诗派”,韩愈为孟郊的落第感伤,写下“相逢之处无相识,洞口桃花笑杀人”;孟郊登第后,韩愈比自己中举还欣喜,挥笔写下贺诗。这种无关功利、只为精神契合的友谊,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格外珍贵。后来孟郊去世,韩愈悲痛欲绝,写下《贞曜先生墓志铭》,字字泣血,这份跨越年龄的知己之情,成为韩愈孤勇人生中最柔软的慰藉。
与柳宗元的关系,则是“和而不同”的更高境界。两人同为“唐宋八大家”,早年一同登慈恩寺塔题名,畅谈理想,互相欣赏。但随着政治立场的分歧,他们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甚至卷入“连环迫害”的疑云。韩愈曾在诗中隐约提及“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对柳宗元的行为有所猜疑,却仍保留着文人的体面。而柳宗元去世后,韩愈不计前嫌,为他整理文集,记录下他人生中最温情的时刻。这种“政见相左却文心相通”的相处之道,展现了韩愈的胸襟。他或许不认同对方的选择,却始终尊重其才华与人格,这种成熟的知己关系,远比一味附和更显珍贵。
更难得的是韩愈对后学的倾囊相授。他“抗颜为师”,不顾流俗非议,广收弟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韩门弟子群体。贞元十四年(798年),韩愈主持汴州乡试,发现了才华横溢的张籍,当即力荐,让张籍“一来遂登科,不见苦贡场”。此后,他对张籍悉心教导,从诗文创作到为人处世,倾囊相授。同样,四举进士不第的李翱投奔韩愈,两人一见如故,常常深夜探讨古文之道,韩愈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最终将李翱培养成古文运动的重要干将。韩愈对弟子从不摆架子,“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用言传身教点燃了后学的求学之火。
这种圈层聚合,最终化作推动时代发展的文化力量。韩门弟子们追随韩愈的古文主张,四处宣扬“文以载道”的理念,与韩愈一同发起古文运动,打破了骈文的垄断局面。而韩愈与孟郊、柳宗元等人的诗文唱和,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让古文理念深入人心。可以说,没有韩愈构建的这个文化圈层,古文运动或许难以如此迅速地席卷中唐文坛。韩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将一群原本散落的文人凝聚成一股合力,共同改写了唐代文学的走向。
韩愈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圈层引力,从来不是地位与权势,而是人格的光辉、精神的契合与无私的分享。他的知己之道,如同一股清流,穿越千年,告诉我们: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不是孤身逆行的勇气,而是有人与你志同道合,一同坚守初心,共赴理想。
他写《毛颖传》,把毛笔拟人化,戏称它“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用诙谐的笔触讽刺官场;写《送穷文》,把“穷鬼”拟人化,抱怨它五鬼相与朋,游历人间,却又在文末说“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满是自嘲与豁达。原来,这位敢怼皇帝的硬骨头,也有幽默风趣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韩愈不是祠庙中“吃冷猪肉”的大儒,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孤勇者”。他有过彷徨与委屈,有过挫折与困顿,却始终保持着“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的坚守,始终活得勇敢、坚毅而热烈。
这个春节,韩愈的孤勇,如同一束穿越千年的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他的精神,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激励着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不畏挑战,坚守本心,活得有温度、有风骨、有力量。正如苏轼评价韩愈所言:“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样的韩愈,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