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的平静被一个微信语音打破了。是张璇在呼叫我，她那一声“宋伯伯……”之后竟是难掩的呜咽：“我妈妈……今天，走了……”我一时间未能反应过来，只“啊”了一个字，便不知说些什么：突然、震惊、节哀——串不起完整的语句，骤然间，心情倍感沉痛。那是2025年12月30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高大的商厦尖顶上闪烁着彩光，疾驶汽车的鸣笛声划过我的心尖，有阵阵刺感。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就在二十多天前，我还将一篇新作《我与“芸斋小说”》微信传给晓玲，请她收阅并顺致问候。大刚先生代晓玲回复：“谢谢问候。天冷多保重。”

　　这几年，由于身体原因，晓玲谢绝了所有应酬，对外联络都交付她的先生张大刚，除了有要事打电话，平常多是通过微信联系。这样，对晓玲的身体状况，我大致有所了解，知道不会有大碍，更不会有生命之虞。怎会想到，她一直叮嘱亲朋好友保重，自己却没有“保重”，突然间便舍情离去，让亲人突遭不幸。

　　转天上午，我赶赴殡仪馆吊唁。不论从哪个方面讲，我都要来送晓玲最后一程。回想我们交往的桩桩件件，几十年间纯是文字之交，深情厚谊都浸透在了稿件之中。灵堂的氛围让我眼前出现幻影，那是二十多年前，孙犁先生躺在荷花丛中的面容，哀乐声沉，荷香情浓，悲伤之情更加难抑。

　　得知噩耗的友人们，无不感到惋惜和感伤，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哀悼之情。先看到侯军友的悼诗和悼文，又收到北京卫建民兄的微信。得悉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与孙犁相关的公众号，晓玲去世，大家纷纷悼念，建民兄特别写了一段文字：“晓玲姐多年生病，终于不治，在去年年末走了，我悲伤无语。《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成稿后，我帮着读了一遍原稿，提了一些意见，晓玲姐都接受了。她感觉细腻，驾驭文字的能力比较强，对孙犁老人的工作、生活最熟悉。孙犁晚年的创作，有许多作品就是她帮着抄录的。每年孙犁忌日，《天津日报》的宋曙光先生都约她写一篇回忆文章，以为纪念，她的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回忆文章构成的。因为她的文章，孙犁研究才有了一种可靠的珍贵史料。晓玲姐爱写作，也喜欢绘画，尤其擅画仕女，假如不是身患疾病，她的才艺还会有所发展。生前，她出了三本书，参与编辑孙犁多部作品集，可说是孙犁研究队伍中的一员……”

　　这段话饱含情义，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大约是在2000年年底，或是2001年年初，晓玲给我打电话，说她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在父亲生前写一些有关父亲的文章。我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若干写作建议，包括题目、内容、篇幅，当时虽不知将写多少篇，但均以《记我的父亲孙犁》为副题形成系列。那个时候，孙犁先生已久卧病榻，再也不能执笔为文，晓玲是在追赶时间，她要完成这个心愿，写出自己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那是在冬季，多少个上午，为了稿子的事，晓玲的每一次电话都是打到我的办公室，说到某些细节之处，晓玲就忍不住地激动，电话那端便传来隐隐的抽泣声，让我的心情瞬间沉重。在她寄来的稿件上，几乎每一页都有洇湿的痕迹，我断定那一定是晓玲的泪水，与我用红笔改动的痕迹相融，该是晚辈对孙犁先生无尽的情思吧。

　　这组稿件，晓玲需要付出的不仅是精力，还有心血和全部情感。晓玲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也应是从此时算起。2001年2月8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这组系列文章的首篇《战友情——记我的父亲孙犁之一》，晓玲后来跟我说，文章发表的当天，她拿着报纸赶到医院，给父亲朗读她的作品，她想让父亲高兴，作为孙犁的女儿，她的作品也能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外人哪里知道，女儿的付出是何等巨大，从第一篇写到截止的第十七篇，用了将近十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晓玲动了真感情，篇篇落泪，大大损伤了身体，及至以后的多年间，她都不能动笔写作。

　　二十多年过去，我依然能回想起晓玲打电话时的情景，在静静的办公室里，那种伤感的气氛挥之不去。那岂止是十几篇稿件，经过泪水的浸透，它们已有了加倍的分量和价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细心的女儿，开始有心地记录父亲的饮食起居，只要在父亲身边，她就注意观察父亲的言谈举止，不放过任何生活细节。每当有客人来访，她就留心他们的谈话、相互间的交流，甚至是之前的交往经历，这都是来自现场的第一手资料，身为女儿的记录者，她记下的文字远比记者的鲜活，比作家的更具亲切感。

　　在父亲生命垂危之时，晓玲以一种特殊方式尽到了一个女儿应尽的责任，她让父亲生前看到了自己书写的文章，并且是刊发在父亲曾经耕耘过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女儿笔下的父亲，是文学之外的孙犁，是生活之中的孙犁。晓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的这组写父亲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孙犁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当文章刊发至第十七篇时，三联书店便以《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为书名，于2011年6月出版，这是晓玲出版的第一部写父亲的书。

　　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的单篇作品，到集成一部专著，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也是投入最多、倾情最深、耗时最长的一组稿件。所以该书的版权页上，我是特约编辑。晓玲寄来的样书里面夹着一张字条，是该书责任编辑写给我的感激的话。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心香弥久——孙晓玲“记我的父亲孙犁”系列文章编后》，详述了这部书出版背后的故事。这之后，晓玲的写作进入了一个高产期，2013年5月，晓玲又出版了第二部新著《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孙犁》，这应是《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的姊妹篇。2023年9月，她又出版了第三部书《一生荷梦寄清风：我的父亲孙犁》。我在推介这部书的文章《荷香依旧诉亲情——读孙晓玲〈一生荷梦寄清风：我的父亲孙犁〉》中说：“从孙犁作品之外写孙犁，晓玲的书写不可多得，她让读者听到了父亲的话语和笑声，看到了作家同常人一样，也有着悲悯与快乐、脾性和喜好。”

　　作为父亲，孙犁很高兴晓玲喜欢文学，对她的写作爱好常常热情鼓励。晓玲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父亲教我写文章》，讲述自己学习写作的过程。对于写作上的日渐提高，晓玲特别感恩《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对她多年写作的勉励，在每部书的后记中，她都特别提到我为她的写作，所给予的无私帮助。

　　除了写作，晓玲还参与编纂了多部孙犁作品集。我在职期间，凡是找到我的有关孙犁作品的出版事宜，一律都介绍给了晓玲，诸如作品选编及连环画改编，等等。晓玲做的是父业的传承，也是功德之事。那些年，晓玲多次给我寄书，一包一包的，我记得有《孙犁精选集》《青春余梦》《荷花淀》《孙犁诗歌剧本选》《白洋淀纪事》《百年百部中篇正典》《铁木前传（插图本）》……这些编选的书，扉页上有“孙犁”印，她自己的书则是“孙晓玲印”，成为友情加亲情的珍藏。

　　那些年每年春节前，晓玲都会给我寄赠明信片祝福新春。我知道她的感激之情。除了文字交往，我们平时见面机会不多。印象深刻的有三四次：2001年10月16日下午，来津领取《小说月报》百花奖的铁凝主席，想去医院看望孙犁先生，我找到晓玲陪同，让铁凝了却了一个心愿，从病房出来，我们三人一起合影留念。2011年秋天，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社联合举办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颁奖典礼，晓玲作为嘉宾与会，就坐在主席台上。还有一次是在天津市东丽杯孙犁散文发奖会上，她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荣获特别奖，她到会领奖。但就是在这样隆重的场合，晓玲都是低调参加，从不发言。

　　当年在孙犁先生家，好像也很少见到晓玲，我去时都是在工作时间，晓玲则是公休日才在，她要去照看父亲，在生活上尽到一个女儿的义务。而她对父亲的爱，除去日常生活的悉心照料，还兼有一份敬重和崇拜，她能够发现父亲身上独具的魅力，那是读作品之外的一种感觉，这种善于“发现”，应是源自遗传基因吧。

　　2023年年底前，我与张璇远赴石家庄河北文学馆，参加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并向孙犁先生塑像献花。回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冬天的银杏树》，刊发在《河北日报·布谷》副刊。我将文章传给晓玲收存。晓玲看过后回复：“这篇文章写得很有诗意，又饱含了对老人的深厚情意。您风尘仆仆、车马劳顿，为孙犁研究尽心尽力，让家属很是感动与感谢。特别是看到张璇给姥爷献花放到他怀里那一段，热泪难忍。我的书摆在展厅父亲照片旁甚是欣慰。”

　　2024年，北京一家出版公司拟出版一套“中国散文60强”丛书，其中孙犁先生的作品需要由家属授权并负责编选。我当即想到了晓玲，以她对于父亲作品的熟悉与解读，是完全能够胜任此项编纂工作的。晓玲代表家人接受了请求，并倾全家之力，极为圆满地编出了一部孙犁散文新集《耕堂犁歌》，我看到样书后，写了《血脉亲缘恩情长——为孙犁散文选〈耕堂犁歌〉而写》的读后文章。这是晓玲最后一次参与编选父亲的作品集，是为绝版。

　　前几天，我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海河情缘》，写到了孙犁先生的早期作品《小刘庄》，若在以往，我都要传电子稿给晓玲，请她收阅，现在她是再也收不到了。孙犁先生最小的女儿却是最先离世了，任何表达都难化悲痛，为生者留下绵绵遗念。记得晓玲写过一篇散文《摇曳秋风遗念长》，曾荣获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金奖。不妨将题目借用过来，作为我这篇悼文的题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