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天，母亲在我家院西墙边电线杆子下目送我和弟弟去上学，那是我们第一天去读书时的情景。我们走了好远，回头望去，母亲还站在那里。

　　我们就读的小学，被村人称作北学校。我后来猜测，若是以方位命名，村中可能曾有一个学校在南。果然，后来见到清代时村中地形沙盘，曾有学校位于老高家坑之北的东头，从大方位上说是在南面。而北学校就是一片红砖房子，村人没有小学或者中学的概念，因而不称之为小学，而统称学校。

　　我们幼时，家已经搬到村南，接近村边，当时父母是考虑距离我们所在的新十队队房更近。那时家里对孩子上学并没有那么重视，因此我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从最南到最北穿村而过。我们才七岁，幸好是孪生兄弟，路程虽远，但可以结伴而行。

　　开学之前曾有过两次到校的经历。第一次去是参加入学考试，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前往，在校园内，几张桌子围起来，孩子们依次被提问，问题很简单，大概就是“这是几”之类。轮到我时，老师手中拿着一个木条，上面有浅绿色的方块，要我数清方块的个数，我至今都记得。

　　之后一次是爷爷带我们去报到。当时在教室里，有的同学已经掏出了书本和铅笔盒摆放在桌上，我突然感到有些紧张，那意味着人生的一种新的开始。后来班主任简单讲了几句，就结束了。我们从北往南原路返回，在快到家之前追上了爷爷。爷爷很是诧异，竟以为我们逃学了，经过解释，他才相信。等到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次爷爷去学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与老师商量，把原本不在一个班的我们兄弟二人调到了一个班。这从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临近开学，母亲已经为我们上学做好了准备，提前买好了文具。彼时别的孩子都是背蓝布或者花布兜子书包，而家里给我们准备的是绿色的军挎，显得与众不同。对于读书，父母开始时对我们是很用心的，他们有过一个愿望，希望我们能够提前一年入学，赢在起跑线上，可惜未能如愿。

　　我清楚地记得，北学校的门原来朝南，像一座四合院，有正房和东西厢房，进门一处空地院子，往后看去则是一排排教室，再往后是后操场。后操场其实就是校园后门北面的一片空地，没有任何设施，也没有围墙，就是个周遭堆满柴火垛的农村大场。以前在农村，很多学校的操场，都是和大场合二为一的。

　　三年级时，北学校又往北移了，重新盖了红砖房子，后操场几乎成了前操场，只不过因为校门往西开，才改了新的名字“小南河学校”，全称是“小南河中心小学”。以前校园内的建筑还在，保留的几间教室后来成了幼儿园。

　　小南河学校是一所有传统的学校，据载1943年它曾称益智小学。霍元甲的嫡孙霍文亭曾经开设过私塾，他村中的官称是霍先生，他在小南河学校担任过校长。一说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八路军的地下党委任他为校长，一说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私塾解散之后，他充任校长。我曾经看过一张旧照片，其题字是“小南河学校六年级第一届毕业班全体师生合影，1956年7月8日”，霍文亭居于前排正中，照片之中学生不足二十人。1958年因有“海外关系”，霍文亭被安排支农，直到1980年才得以平反，重返校园。而我入学之际，他已年过花甲，应该不再教课，当时大约属于返聘之列。我只听过他的一堂书法课，他还亲自示范，在黑板上用毛笔写字，教我们柳体和欧体的区别，当时我毫无兴趣，并未听进去。那时正赶上香港电视连续剧《大侠霍元甲》播出，霍文亭也因此走红，担任精武会的诸多职务，风头正劲。

　　新旧两个北学校，我都经历了，在那里学习生活了六年。六年的时间，日复一日，我渐渐长大，成为一个少年。后来，我们离开了村子，学校渐渐荒废，操场居然变成了集市，教室也变成了商店。有一次我回乡之时偶然走进一家小店，发现那竟是我曾经上课的教室，我人生最初的语文和数学，都是在这间教室里学习的。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六年。

　　长大后，我们兄弟经常开车，从天津市区回到小南河村，那时候老宅还没有拆除，我们有时到老宅看看，有时就是随便逛逛。那时候我们从北学校门前经过，还总会看到童年时代学校门前的那五个写在水磨石上的大字“小南河学校”，大有时光交错令人恍惚之感。我的童年早已在这里结束，很多人的童年，也都在这里结束，一代代人从这个门口走进去，又从这个门口出来，改变着自己的人生。

　　一代代的人走了，它还在，即使变为商店、集市，哪怕成为废墟，总有人能依稀看到原来的痕迹，只是北学校这个名字早已不再被人提起。

　　在那里，我得到了最初的人生启蒙，我的思想感情，我的智商修养，都源于北学校的教诲启迪。我也一直带着北学校的影子，我的率真耿介，我的幽默豪放，乡野的愚昧和乡村的质朴，这些都是北学校对我教育的烙印。

　　我对北学校最初的记忆始自嗅觉，那是蜡笔的味道，蜡笔在夏天被晒得发烫，因而散发出一股独特的味道。这是我记忆中最强烈的味道。此外更多的记忆是关于冬天，因为路远，去北学校要一路向北，顶着北风前进。

　　寒冬时节，我们幼小的身躯几乎抵挡不住凌厉的北风，一路要沿着村路向北走去，经过毛巾厂、合作社、老十队队房、露天电影的大场，然后在老霍家坑边的狭窄路上再往北；有时也走老于家坑，那是毛巾厂的另一侧，其中的一个墙角曾裸露着一口莲花缸。

　　几十年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许多，而那时的孩子大多家境贫寒，我的很多同学甚至没有棉鞋，冬天也只穿单鞋，在鞋里填一块棉花御寒。那时候的冬天，大多数孩子的手脚都会冻伤，红肿、皴裂、流血，小手肿得又高又厚，连铅笔都握不住。老师会嘱咐家长将孩子袖口加长，遮挡住手背御寒，写字时手可以缩在袖子里。

　　我和弟弟并没有加长棉袖，觉得那样看起来并不美观，记忆中，我们只有脚冻伤过一次。父母在家烧了开水，倒入木盆中，又在盆里放了红辣椒，将脚泡暖，然后上手去搓，没几天居然就好了。

　　当时教室里的炉子并没有教工负责生火，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即便是最冷的时候，也是学生起早去做。我与弟弟就曾自告奋勇去点炉子。

　　炉子放在墙角，旁边有一个煤堆，四周都是煤灰。点炉子需要劈柴，没有斧子，就用脚去踹，将其一头倚靠在讲台之上，另一头伏地，上去飞起一脚，即可将其踩断。还要有引火用的苇子，我家附近的南洼有苇塘，到处是苇子，上学路上，我们有空就去捡拾，一路走来，怀里的苇子越抱越多，上课都几乎迟到，匆匆将苇子抱到墙角储存，然后再回到座位。

　　为了点炉子，需要很早就到校，有一次生火时我的防寒服被烟囱烫了，这件事竟还被同学写进作文里表扬，可当时我们都不觉得辛苦，甚至还觉得有趣，不仅把自己班的炉子点着，还跑到别的班去一个一个点着，让每间屋子都暖烘烘的。

　　关于冬天我还有些特别的记忆，学校曾经鼓励学生进行冬季长跑，我们只参加过一次，并不是跑，而只是在外走了一圈就草草收兵；又有一次，是两个同学冬日在清晨到我家砸门，邀请我们参加长跑，我们实在不想起来，于是就蒙头装睡，直到外面的敲门与叫喊声偃旗息鼓。

　　如今的北学校早已不存在，它和它的时代都已过去。我所记下的其实都已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事，这些记忆深深储存在我的脑海中。

　　我后来又曾经短暂地在小南河村居住过，比以前的北学校更北的新学校就在我住的院子北侧，我常常会去它门口踱步。记得有一年下大雪，门前都被雪覆盖了，我踩出一串串很深很深的脚印，来来回回地在那里往返多次，只是从没有人问过我缘由，对新的“北学校”而言，我只是一个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