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五大道如今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已成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必徜徉、流连忘返之地。对于冯骥才先生来说，五大道则连接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成为其人生道路的重要起点。“我二十五岁之前的人生是完整地在五大道上度过的。对于曾经的我，五大道像一条河道，我的生命像一条清流”——这是土生土长于天津的冯骥才对五大道之于自身生命的描述，也是《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这本他自述其早期生活经历的书得以命名的由来。

　　用清流这个词来形容五大道生活，不难想见，冯骥才早年的时光如同“一条纯净透明的蓝色的清流”般透彻明亮——童年时期近乎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记录着这位未来的文化大家最初的生命历程。在冯骥才的记忆中，自己的童年是一个由阳光、笑声和美梦组成的美妙无穷的幸福混合体。虽然他在幼年和童年时期，听闻过解放战争中的飞机轰隆声，感受过炮弹震地的颤动，但孩子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未察觉到其中的危险，感受不到外部世界的磕碰。尤其是作为家中迟到的长子，幼年时的冯骥才是其富裕家庭的宠儿，这让他有着充裕和快乐无忧的孩提时光，使其天性不受压抑。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冯骥才慢慢地培养起对绘画和阅读的兴趣。从最初听长辈讲故事，到上小学后对小人书的痴迷，再到跟随严六符和惠孝同二位先生学习绘画，他的艺术天赋也逐渐显现出来。冯骥才说少年时代自己对小人书的痴迷近乎疯狂，最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故事》，从前听姥姥讲的故事，在小人书里得以直观呈现，不仅带给他无边的知识和想象，而且通过小人书这个桥梁登上了阅读和文学的彼岸；除此之外，还引发了他对书中插图的模仿，并很快通过专业的学习踏上了绘画之路，也直接影响了他后来从事的仿古画和工艺美术的生计。

　　童年的经历对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对于作家来说尤其如此。这并非某种后见之明，而是生命中悄然注定的事情。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冯骥才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野蛮生长的时代，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从事什么职业，但他凭着自己的本心去接近和探索热爱的东西，哪怕绕了远路，也不曾放弃；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只要我们真正热爱艺术，不管走了多少的弯路，最终哪一样都不会失去，都会汇集到我们身上，化为深厚的积淀和谁也拿不走的财富。正如冯骥才自少年时代学习宋代山水画，本想考美术学院成为画家，后因故未上美院，峰回路转，获意外机会在书画社谋取生计。然而，正是在书画社谋生的岁月，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如此真挚，国画也成为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形式之一。冯骥才对此感慨道：“我还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决定着我，由于我们无法解脱，便推给了命运。”

　　这种命运的推动不仅体现在绘画上，也包括文学。尽管冯骥才的孩童时代充满欢声笑语，但因种种原因，终究要沉入社会的底层经受历练。进入新时期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之时，冯骥才写过一篇名为《命运的驱使》的文章，认为自己从绘画转入文学的道路同样来自命运的驱使，也是沉潜生活使然，更指出“这不单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民族、祖国、同时代人共同的命运”。如果说，绘画更多是个体心灵的再现和灵感的勃发，那么文学则是作家对社会责任感的表达，体现作家为民族国家记录历史的良心和使命，而从这时才正式开启了冯骥才的文学时刻。

　　有意思的是，冯骥才将文学、绘画、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称作他毕生从事的“四驾马车”，而从绘画到文学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轨迹，其实在“清流”这个时段已经初见端倪。不必说自幼习画，甚至在青年时期临摹《清明上河图》时，都唤起了他对市井烟火和风俗生活的好奇与热爱，间接影响了他于新时期聚焦天津历史民俗的地域文化小说创作，以及后来的《俗世奇人》系列作品。而早在1960年代初，基于天津砖雕遗存调查完成的《天津砖刻艺术》一书，更成为冯骥才日后发动的全国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起点，当时使用的多种调查方法也被他直接运用在1990年代的老城和老街保护上，其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至今仍运用在非遗保护抢救研究之中。

　　回到本书的题目。五大道原是天津城南的一片沼泽地，20世纪后成为英租界的一个居住区，得以发展。20世纪20年代，冯骥才的祖父一家和外祖父一家，分别从宁波和济南出发迁居至此，成为这座城市的“新移民”，体现了近代天津华洋并存、五方杂处的特点。此历史时期天津出现的这个崭新的城市机遇，成就了冯骥才父母的姻缘。冯骥才不仅在五大道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还收获了珍贵的爱情，五大道寄托了他太多的家族和人生记忆，如同发酵数十年的美酒，让年逾八旬的冯骥才再度回味起人生的甘苦，如清流般涌动历久弥香，这里对于他“依然有家的气息，家的气息是人间最深切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