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车”，是指工作单位配备给工作人员的专用车。读小学时，有同学听说我父亲居然享有配车，便传了开来，纷纷打听是小轿车还是小吉普，是怎样的品牌与样式，由此想推断配车主人的级别待遇，进而让我带着他们一睹配车的真容与风采。然而，令小伙伴们失望的是，父亲的配车竟然只是一辆看上去半新不旧、历经沧桑的自行车。当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行车，也算是稀缺资源了，所以，无论别人怎么不屑，父亲还是蛮珍重他那辆配车的。

　　我自记事起便知父亲有这样一辆自行车。每当听到链条磕碰挡泥板那哗啦哗啦的声音自远而近，就知父亲已到窗前。随着脚踢支架、手按车锁咔嚓两声响，他便会推门而进。父亲没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也经常不回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他工作性质决定的。父亲的任务是“火调”，要在处理火警后最短时间内调查出火灾的真正原因，记得他曾多次给我讲过南开大学亢铁儁教授如何帮他给一起火灾“破案”的传奇故事，言语中充满了对科学家的敬佩和对科学知识的崇尚。后来，以此为线索，经采访亢教授之子亢大器，我撰写发表了文章《有点神的亢铁儁》。1981年，我还曾以父亲这个老“火调员”为原型，创作发表过短篇小说《火魂》。

　　在我读小学之前，尽管父亲难得回家陪我玩，但有几次爷儿俩躺在床上，他为我唱歌的情景至今还经常浮现于眼前。他唱的净是一些奇奇怪怪直到现在都没有在外面听过的歌，如“老黄牛啊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给它戴上一朵大红花”，如“军号在吹，枪炮在响，百战百胜野战军，奔赴前线歼灭敌人。一个个生龙活虎一、二、一，一个个奋勇杀敌一、二、三、四！”他还喜欢写毛笔字，每次给住在北京的爷爷写信都要将毛笔握得笔直，爷爷的来信也是端端正正的小楷字体。父亲为家里订了一份《新晚报》，有些杂志可能是随手买的，如《新观察》，里面有张光宇画的孙悟空，记得还有篇文章叫《祁连山下》，我当时不认得“祁”字，问他，他说念“起”，我15岁到祁连山下屯垦戍边时发现大家都读作“奇”，还曾写信告诉过他。

　　尽管配车只是一辆自行车，父亲却视为珍宝，从不驮我，他说：“这是单位让我上下班和执行任务骑的！”每逢周日加班，他都是自己骑车先走，让我随后背着书包去单位找他，边陪他加班边写作业。大概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父亲嘱我晚上去单位找他，他带我进了二楼一个黑黢黢的大房间，里面的人一排排坐着，正在看一个很小的屏幕，播放的内容好像是苏联领导人在中国参加国庆十周年的相关活动，父亲悄悄告诉我：“这是电视。”刚看了一会儿，房间突如其来地发出巨大声响，人们瞬间站了起来，有的从椅子背上一跃而过，有的顺着墙角的铁管直接滑落至一楼，刹那间，房间里的人大都迅速冲出门去，空荡荡的大黑屋里仅留下我和父亲及另一位叔叔。父亲当时镇定自若，习以为常地对我说：“出火警。咱们回家吧，我一会儿也得去现场。”我问他那些叔叔怎么救火，他说找机会带我看看。那晚，尽管夜已黑透，父亲还是不驮我，他推着自行车，我们一起走回了家。

　　不久，父亲真的让我看了一次消防员们的救火本领展示，不是火警现场，而是消防比武大赛。他让我自己到新华路体育场去观看，然后自行回家，因为他要负责各个比武项目的拍照存档，顾不上管我。其实顾得上我也不会用他的车驮我往返的。比武场面很是火爆，各项目都是掐秒表计时的——携成卷消防水管跑过独木桥、翻越障碍墙、将水管奋力甩开迅速连接，携消防器材钻跃火圈后用泡沫喷射烈焰熊熊的大油箱，用湿棉被捂盖扑灭着火的油锅……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型消防车升起高层建筑灭火云梯，消防员在梯顶持水枪喷水的场景。

　　次日，父亲又骑着他的配车回来了，一进屋就兴冲冲地取出一张形状怪异的照片：“看，我分上中下三段拍的云梯，再把洗出来的三张照片拼接在一起。”由于在现场看过比武大赛，我对父亲这种拼接技巧印象挺深，后来在军垦农场当新闻干事时，也用这种拼接法拍过连绵的祁连山，父亲那云梯是纵向衔接，我是横着拼的。

　　读小学时，我们大杂院的一些孩子都已开始用家里的自行车学骑车了。因为个子小腿又短，坐到座上脚够不着脚蹬子，他们便用左脚站在左蹬子上，将右脚穿过大梁去掏着踏上右蹬子，跨在自行车上，先将车轮蹬转少半圈，再倒回脚蹬子，接着往前骑。尽管他们身子并没有坐到车座上，而是吊在左侧晃晃悠悠、歪歪斜斜地骑，也足以令我眼热得厉害，便忍不住也想借父亲的车子一学。我以为学骑车总归是为了增长一个男孩的本领，父亲应该会支持，没想到他回绝得十分干脆：“这是公车，不能私用。等咱家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再学吧！”我便一直不会骑车，直到参加工作十年后从玉门镇调至兰州，单位也给我配了一辆自行车后才总算学会。

　　不过，父亲的配车还是为我用了一次。读初二时，家住河西区桃园村街的一位同学说，他们街道正在招收赴西北参加军垦部队的青年，我和其他三个同学便瞒着家里报了名。得到批准后，按要求须将行李集中送到桃园村。父母得知此消息非常突然，但也表示了支持。父亲骑车出去为我驮回一个崭新的柳条箱，匆匆装了少许衣物和一条褥子，便又捆在后座上。他推着，我跟着，走了40多分钟，那是我同父亲一起步行时间最长的一次。因瞒了父母，我自知理亏，一路无话。父亲对我的抉择略显遗憾：“不是不支持你参加边疆建设，只是觉得你学习这么好，总盼你能上个大学。我和你妈念书都太少。我只上过两年私塾，你妈通过夜校才读到初中。”我愈发沉默，眼睛却湿润了。

　　军垦农场批准我第二次探亲时，全家已下放到南郊大韩庄。我按父亲信中给出的路线图，从火车站辗转坐公交车到距大韩庄最近的二道桥汽车站，父亲早已扶着一辆自行车站在那里等我。“坐上来！”父亲拍了拍后座，“下放农村后，咱家买了自己的车，可以驮你啦！”由于我当时还不会骑车，只好任由父亲驮我。年已半百的父亲，驮着我这个身高已经一米八的儿子，在乡间坑坑洼洼的简易泥土路上骑行，竭力装作毫不吃力的样子。坐在父亲身后，近距离望着他已花白的短发，和那由于吃力蹬车而一耸一耸的肩膀，我因不会骑车驮他而惭愧至极、无地自容。

　　那是父亲第一次驮我。儿时最该被父亲驮的日子里，他没有驮过我；等我长为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后，他却驮了我。这一切全是因了他那辆对我而言被禁用的配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