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孤山路28号，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坐落于此，门前便是一碧万顷的西湖，左边依偎着白堤，右边毗邻西泠桥。天气晴朗时，远眺雷峰塔，“吴山天风”的景致尽收眼底，连楼阁上的门窗都清晰可见。这里是汪帆古籍修复生涯的开端，也是她从寻纸到补书，最终将修复岁月凝练成文字的起点。

　　清道光年间在文澜阁校书的张文虎，曾描绘过这里的风光：“以次渐远望之无极。起东北至西南，勾环相接，竟无罅隙。而渟然一碧，万顷围其中者，西湖也。”这般美景，如今就真切地展现在古籍部的窗外，也成了汪帆无数个修复日夜中，抬头便能望见的慰藉。身处这样一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所在，汪帆并非来此读书，而是为了修书。

　　孤山启艺寻纸补书

　　古籍修复生涯开始

　　修复师指尖捏着的薄如蝉翼的桑皮纸，是从安徽泾县古法纸坊寻来的“时光替身”，纤维纹理里藏着与古纸相似的呼吸。染缸里的色浆慢慢晕开，从浅黄到赭红，是在复刻时光对纸张的浸染。修复师对着日光比对补纸与原书叶的色差，目光专注得仿佛能穿透纸背，看见千年前造纸匠人捶打竹纤维的身影，听见他们晾晒纸浆时的风吟。当补纸覆在虫蛀的破洞上，竹镊子轻轻压合的瞬间，断裂的时光突然有了衔接的痕迹。

　　暮色降临时，修复好的古籍被轻轻收入函套。窗外西湖的波光与书叶里“吴山天风”的题跋遥遥相望，仿佛千年前的文人正透过纸页，凝视着这位修补时光的匠人。原来古籍从不是静止的旧物，而是时光的渡口。

　　初入古籍部，汪帆的注意力全在纸上，为破损古籍寻找匹配的补纸，成了她每日最重要的功课。那时的她，会在库房里翻找成摞的手工纸，记录下每种纸的产地、厚度、纤维纹理，只为在修复时能为古籍找到最合适的“伙伴”。

　　从浙江本地的竹纸到贵州丹寨的构皮纸，从安徽泾县的宣纸到西藏的狼毒纸，每种纸的特性与适配场景，都被她细细记在工作笔记里。随着修复经验日渐丰富，汪帆手中的活计从单纯的寻纸延伸到完整的补书：她用前辈潘老师赠的小锥子挑过虫蛀的孔洞，用棕刷掸过书叶的浮尘，跟着胡玉清老师反复调试染浆，只为让补纸颜色达到“舒服”的境界。

　　每次修复完成一册古籍，她都会写下日志，记录细节和感悟。比如面对《唐诗拾遗》那些棉絮般的书叶时的焦虑、成功挑出“南”字残片时的欣喜，以及对“宁浅勿深”修复原则的新理解，字里行间满是对古籍修复的热爱与敬畏，最终汇成了《补书》一书。

　　修书悟出中庸之道

　　纸间虫语也是艺术

　　明嘉靖十八年（1539）牛斗刻本《唐诗拾遗》的修复，是一场与时光博弈的精细活。当这部古籍初次摊开在修复案上时，其残破程度足以让经验丰富的修复师心头一紧：书衣、护叶已然无存，书脚蜷缩如棉絮，文字在扭曲的纤维间若隐若现，因受潮霉变，部分纸张纤维早已降解，稍一触碰便可能碎裂，整册书仿佛在岁月里褪成了一团失序的“棉胎”。

　　更严苛的要求来自胡玉清老师：修复后的书叶需柔软不板结，纤维不可成丝缕状，要贴合纸张本真的表面结构。“你觉得这些书叶纤维像猫须一样粘在一起好看吗？”这句话成了修复过程中始终悬在汪帆心头的标尺。

　　最考验“度”的，是揭开与捶书的环节。絮化的书叶只能顺着纤维扭曲的方向，从根部一点一点拆解，既要防止下一张的纤维粘连，又不能抻拉变形。而捶书时，汪帆最初用大号书锤，发现絮化书叶经捶打后纤维愈发脆弱，便立刻换小号铁锤，垫上多层衬纸轻捶，只求在保护纤维与修复平整间找到平衡。

　　胡玉清老师传授的“齐边补”技法更显精妙：补纸与书叶边缘齐平，随弧形边缘走形，虽多耗工时，却避免了剪边留下的新茬，让修复痕迹与原书叶浑然一体。

　　修复师手中的竹启、棕刷、镊子，都成了丈量“度”的工具。不过分追求天衣无缝的假象，也不敷衍对待每一处破损；既尊重古籍的岁月痕迹，又以匠心赋予其新生。当最后一页书叶归位，函套轻合的瞬间，仿佛能听见跨越时光的回响：明代刻书人的墨痕、清代藏家的手温、当代修复师的匠心，都在这册古籍里，达成了一场关于“度”的完美共鸣。

　　古籍修复常遇到跨越时光的博弈，一方是啃食纸纤维的蠹虫，另一方是修补虫蛀痕迹的修复师。这些银灰色的小生物，是古籍最狡黠的“时光破坏者”，却也意外成了连接古今的特殊信使。汪帆说，蠹虫的“作品”充满意外：圆形的洞如春日柳眼，曲线形的蛀痕似流水绕石，有时啃穿的部位竟像展翅的蝴蝶，对称的孔洞里藏着荒诞的美感。细如蚕丝的缝隙里嵌着黑色排泄物，粗如毫笔的破洞里能望见书叶背后的墨痕，甚至整页书叶被啃得只剩网状纤维，像一件镂空的艺术品。

　　清理虫蛀痕迹，是汪帆与蠹虫的一场“对话”。不能靠抖动去除虫屎，怕抖落残存的字迹；只能用酒精棉花轻轻包裹摘除，再用镊子一粒粒剔掉顽固颗粒，实在不行，便用手术刀沿纸边轻轻刮拭，这过程需屏息凝神。曾有学生向汪帆抱怨：“补完这头蛀洞，那头又裂了，好不容易粘好的补纸，拽根纸毛就掉下来。”汪帆便耐心传授诀窍：“浆水要给足给透，补完就用吸水纸压实，镊子要横向用力，别往上提。”

　　补虫蛀洞的过程，宛如在纸页上绣花。若蛀洞是完美闭环，还算轻松：沿洞边抹浆，覆上与原纸帘纹一致的补纸，按住接缝处撕下多余部分，便能完成。可蠹虫偏爱不走寻常路，蛀痕常如火树银花般枝杈横生，又似蛇形蜿蜒后潇洒甩尾。汪帆只能跟着蛀痕的曲线走，镊子尖粘着眼药水般的浆水，一点点将补纸填入破洞，稍一用力便会抠破，只能重来。

　　当修复好的古籍重新入藏，汪帆看着补好的虫蛀处心生遐想：那些被蠹虫啃出的孔洞，成了时光的窗口——透过这些痕迹，能看见千年前藏书楼的温湿，听见古人护书时的叹息，而自己修补的每一针每一线，也终将成为古籍新的印记，等着百年后的修复师，再做一场跨越岁月的“虫语对话”。

　　纸色调和岁月情长

　　染色原则宁浅勿深

　　每到10月，秋雨便会一阵紧似一阵，西湖被一层烟云笼罩，宛如仙境。而在汪帆眼中，这西湖的水色、山色、天色，看似虚无缥缈，细细观察却能发现色彩的渐次过渡，如同泼墨晕染一般，色层清晰。古籍修复师的眼向来精准，这自然的色彩变化，让汪帆对古籍染色有了更多的思考。想到“舒卷”二字，唇齿间仿佛都溢出书卷气，这时，“舒服”二字会下意识地在她脑海中浮现，这二字也是她在古籍染色中追寻的重要标准。

　　古籍修复的原则，是选用补纸时宁浅勿深，既要保留一定程度的修复痕迹，又要兼顾修复后的和谐之美。面对渐变色的书叶，要参照中心部位的色调，也要考量周边的变色。

　　汪帆自认是个重度强迫症患者，在修复过程中很容易“犯病”：好不容易染出一些纸，左看右看都不满意，拼命追求完美与和谐。每当这时，胡玉清老师就会拍板定夺：“就它了，你太纠结了，还修不修书啦？”可真到上手操作时，胡老师比汪帆还要纠结：“不行，不行，这颜色不舒服，一会儿我们加个班，别急着走，再染点颜色。什么？吃饭？吃啥吃呀，纸不染出来，明天拿啥补呀，就知道吃……”

　　2014年，某博物馆展出一批宋刻珍品，其中有一部前人修复过的书，染色后的补纸颜色明显深于书叶，与整体极不协调，影响了书籍的美观。很显然，这是修复前辈为追求一时的完美，违反了宁浅勿深原则所致。在古籍修复中，传统工艺常采用植物染料，有些植物染料如藤黄、花青等，随着时间推移极易挥发变色；而经过橡椀、红茶等植物滤液染色的纸张，年头久了，颜色也会不可避免地变深。这就要求修复师在染色过程中关注这一特性和趋向性，既要考虑补纸当下使用时的颜色，还要未雨绸缪，为补纸将来可能出现的颜色变化预留足够的融合空间。这就如同高明的棋手，落子前不仅要考虑应急救局的近利，更要比对手多思三步，谋划长远。

　　汪帆记得曾修复一册古籍，那本书被水渍污染，颜色由浅至深，到最后几叶，甚至从茶色中隐隐透出红色调、灰黑色调。基于书叶当下的颜色，以及为将来留下进一步“色变”余地的考虑，在胡老师的带领下，汪帆染出一系列同类色。所谓同类色，就是选定一种植物原料滤液作为基础色，然后分别兑入不同比例的纯净水，染出三种深浅不一、渐次变化的颜色，以便修复时选配。

　　汪帆说，在修复过程中，修复师不能只满足于当下和谐的染色效果，还应“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册古籍经过修复师的手，其成功与否，不仅要接受当下的检验，更要承受历史和后人的评判。

　　古籍与匠人千年凝望

　　接续一种文化的温度

　　翻到一册曾被水渍污染的《唐诗拾遗》，汪帆的思绪飘回了修复它的日日夜夜。当时，这本书的书叶像棉絮般蜷缩，文字埋没在扭曲的纤维里，她用宁波超薄皮纸溜口，用安徽桑皮纸填补絮化处，染补纸时特意留了色变的余地。如今，在阳光下，补纸与原书叶的过渡依旧自然。她忽然觉得，晒书就像一次对修复工作的回望，那些曾让她头疼的虫蛀、风化、水渍，那些在染色时反复调试的色浆，那些在揭页时屏住的呼吸，都在日光的映照下有了答案。前辈们在浙江图书馆的章程里写下“每暑假逢阴历三伏晒书之期”，不仅是为了防蠹护书，更是在提醒后人：修复不是一劳永逸的结束，而是与时光共处的开始。

　　2020 年七夕举办的“棹湖孤山，问津瑯嬛”雅集晒书活动，汪帆至今记忆犹新。那天，身着古装的同仁重现了前辈晒书的场景：杭州孤山的青白山居前，书声与古琴声交织，游客们透过残破的书叶，看见修复师专注的眼神。夕阳西下，大家将古籍收回库房。汪帆轻轻按压着刚晒好的书册，指尖感受到补纸与原纸贴合的温润，仿佛触摸着时光流淌的痕迹。

　　古籍修复师不仅是书叶的修补者，更是时光的守护者。那些在修复台上熬过的夜、染废的纸、磨旧的工具，都化作古籍里的一抹墨色、一页平整，在每年的晒书时光里，静静诉说着文明传承的故事。而汪帆，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在书叶间行走，让更多沉睡的古籍重焕生机。

　　汪帆访谈

　　我想搭建更多的桥梁

　　让古籍看得到走得近

　　王小柔：您在修复中是否遇到过一些意外发现，比如书签、花瓣等？

　　汪帆：会遇到。每当发现它们，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看我奶奶把玉兰花瓣仔细地夹进书页里——那是她的书签，也藏着她的一份雅趣。那一刻，原本只有古籍纸张与糨糊的气味，却仿佛突然飘来一丝若有若无的花香，或者奶奶身上那种干净温暖的气息。不禁想象，几百年前那位藏书人，是不是也这样小心地夹进一朵花、一张字条？于是，时光仿佛轻轻重叠了起来。对于这些意外的小遗存，我的处理方式是：干花，我会尽量让它留在原处；碎纸片和字迹残片，则视其脆弱程度与信息价值而定。有时只需稳定保存，有时则需稍稍修复。它们通常会被安置在特制的标本袋中，与书同存，并拍照做好详细记录。它们不属于修复的障碍，而是这本书生命记忆的一部分，应当被温柔对待。

　　王小柔：您在选补纸时，除了纤维、厚度、帘纹这些硬性标准，会不会在意纸张的手感？

　　汪帆：手感是非常关键的感受性标准，它很难用数据精确描述，却直接影响我们的判断。在过去，没有科学仪器的年代，老师傅们选纸全凭眼观手触，指尖的触感几乎就是最重要的依据。比如，摸上去偏脆、略有刮感的，往往是竹料纸；而手感温软、韧性强一些的，就更接近棉料纸。这种触觉不只是在分辨质地，更是在推断原料与工艺。即便现在，各种仪器可以帮我们做纤维分析和酸碱度测试，但上手摸一摸这个动作也从未被替代。触感能告诉我们仪器无法表达的信息：纸张的柔韧性、老化程度、制作工艺的细腻度。

　　王小柔：您在修复过程中会不会对某一张书叶产生特别的感情？

　　汪帆：从专业角度讲，书叶上的各种痕迹会让我更加警惕，比如批注的墨迹，其稳定性和耐水性需要预判，以防在清洗或修复时发生晕染，导致信息丢失。这时，操作自然会更慢、更谨慎。而从情感上来讲，这些细节无疑会让过程变得更郑重。它们像是前人留下的微小印记，让后人不忍惊扰。修补时，会不自觉地放轻动作，既是为了保护物理上的痕迹，也是出于对那段历史的尊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回应。

　　王小柔：您觉得古籍对您，以及对现在年轻人的意义有哪些？

　　汪帆：古籍对我而言，早已超越了工作范畴，成为生命里安静而坚实的一部分。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古籍或许像博物馆中的展品——庄重，却略有距离；珍贵，却难以触摸。我想说，古籍其实并不是沉睡的故纸，它们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血脉，是文明赓续中最深处的根系。我们需要的是搭建理解的桥梁：通过数字档案、修复直播、文创演绎、经典今读，让年轻人不仅看得到，更能走得近。古籍的生命，不在于被小心翼翼地封存，而在于被理解、被需要。它等待的从来不是仰望，而是一双愿意停下来解读的眼睛，和一颗愿意与之共鸣的心。（图片由汪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