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7日，在望海楼教堂东狮子林大街小学建筑工地上，相关人员发掘出数十吨铁铸古钱币。

　　古钱币出土方位在海河上游，三岔河口故地，在地表2米以下。其暴露部分方圆有十数米，出土古币大部锈结为一个整体，表层有约20—30厘米厚的散乱铁钱币，结块的锈币可清楚辨认为不规则码放的成吊钱币，并带有穿钱用的铁丝和麻绳痕迹。由于锈结严重，纵深无法勘察，出土钱币估计有数十吨之多。如此大批量的铁钱币出土，不仅在天津堪称空前，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罕见。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距古币出土地点以东50米处，就是清军水师营炮台遗址，此处先后于1937年4月和1983年10月出土古炮两门，清理出古炮台地基和梅花木桩、炮口封门子等。这些发现为勘察研究这批出土铁钱币的埋藏原因，提供了重要佐证和线索。

　　出土的这批铁钱币虽然锈结严重，但经分剥除锈处理后，文字清晰，轮廓端正，质地如新。外缘水口及穿内方孔毛刺尚在，毫无出范后再加工的迹象。所以，可以断定，这批出土铁钱币是既没有经过除刺整修，也不曾在市面上流通过的新铸钱币。

　　经技术处理，相关人员辨认鉴定出土钱币绝大部分是福建宝福局所铸的“咸丰通宝”小平铁钱。然而这批钱币品种单一、版式各异，其大小、薄厚、轻重以及满汉文字不尽相同，大体可分为大样、小样，薄型、厚型，宽廓、窄廓，大字、小字，广穿、狭穿等版式。更因版别较多不易细分。

　　这批铁钱币长期被掩埋地下，说明什么问题？对此，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见诸报端。津门钱币收藏家王宗发先生阅读此文后很感兴趣，特意来到我的办公室，共同探讨这批咸丰铁钱的来龙去脉。

　　经深入考证，我们一致认为，这批铁钱币的铸行，正值太平天国革命高潮时期，清政府派遣大批兵将进行镇压，然而在战争的影响下，产铜的云南与北方的运输线被切断，供铸的铜料绝了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广泛搜罗铜料，除向各地捐派外，仅咸丰三年（1853）七月，一次就从清漪园（后更名为颐和园）等皇家园林中，搜敛铜鼎、铜瓶、铜龟鹤、铜火盆、铜熏炉等铜器228件，以及铜檐网、铜钉子，共4370余公斤，发交钱局，以资鼓铸。同时，又将乾隆年间所铸内廷用大金钟三口熔化，得金条27030两，供内务府度用。与此同时又铸大额钱币，发行银票及宝钞，以救燃眉之急。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当时清朝的统治者已到了山穷水尽、砸锅卖铁的地步。尽管采取了上述“补救”措施，但在庞大的财政赤字面前，仍旧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咸丰四年（1854）三月，以惠亲王绵愉为首的朝臣，奏请开炉鼓铸铁钱币，以充军饷。五月初发给北京地区各旗兵丁，于是，中国货币史上又出现了一次极为混乱的局面。事实上，这正是历代王权统治者为转嫁经济危机，以滥发货币来掠夺人民的惯用手法。

　　铁钱币的铸行，不但没能缓解清政府财政上的紧张状况，反而引起了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到咸丰九年（1859）七月，清政府停铸钱币时，全国共有铁制钱160万吊，仅福建宝福局就积存了12万吊。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防务吃紧，清廷正向各地征集捐输款项，趁此机会，闽浙总督王懿德与福建巡抚庆端联手，美其名曰“筹集军饷”，擅自把6万吊铁制钱装进4只船解往天津。然而早在咸丰八年（1858）冬月时，铁制钱币已不在京津地区流通，铁钱以堂堂军饷名义起运，竟以废铁的身价到港。

　　三岔河口是由南北运河和海河交汇而形成的，是水陆交通要冲，清雍正年间，在这一带设置了水师营，担负着保卫天津的重任。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占领天津。经此变故，军需粮饷均被焚毁，此项“废铁”就更无人顾及了，随着阵地的丢失，这批钱币遭到了炮火焚埋的厄运。

　　据有关史料记载，福建宝福局调运天津之铁制钱币6万吊，每钱重一钱二分，共重360吨，另有千钱一吊，而挖掘出的铁制古钱估计有数十吨，应该说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的去向或埋藏地点至今仍然是个谜。咸丰铁制钱币的发现，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意义重大，期望在适当时机再行发掘，并作出进一步考证。

　　（章用秀的系列文章“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陆续刊发于家慧撰写的系列文章“女性诗词漫谈”。——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