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儿童小说《小骨朵》。这部小说讲述了天津女孩小骨朵成长的故事：二战期间，小骨朵的爸爸因反抗日本侵略者被日本暗杀团刺杀。中共天津地下党安排租住在小骨朵家的犹太医生前往平西八路军根据地送药，支持抗战，没想到日本暗杀团一路跟踪，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我从2001年开始寻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天津的犹太难民。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供研究，我只能从那些曾经在天津出生长大、现在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开始。那些年，作为天津日报的记者，我去美国、以色列采访，去日本外务省收集史料，在网上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的犹太老人们聊他们年少时在天津的生活。他们当时都已是耄耋老人，采访犹如打捞历史沉船。循着他们的叙述，我拎着相机走遍天津小白楼、五大道，去拍摄那些保存着犹太人生活遗迹的小洋楼，去梳理犹太难民在天津的生活轨迹。我惊喜地发现，二战中天津的犹太人曾经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战火硝烟中与八路军将士并肩作战。

　　1939年，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理查德·施泰因（Richard Stein，后改名傅莱）秘密潜入天津，以在德美医院、马大夫医院化验室工作为掩护，焦急地寻找中共地下党。此时他已经是奥地利共产党员，之所以来到天津，是因为法西斯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他的名字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有被捕杀的危险。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然后辗转来到中国。他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八路军，走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

　　傅莱加入八路军之路并不顺利。他从欧洲乘远洋轮船停靠香港时，听说宋庆龄正在香港，便在停靠的半天时间里下船去寻找。香港那么大，他又人地生疏，结果无功而返。1939年1月15日，轮船抵达上海。上海是当时进入中国无需签证的自由港。傅莱揣着口袋里仅有的5个马克，来到位于虹口的一个犹太难民接待站，运用他的医疗知识为难民服务，同时千方百计寻找投奔八路军的途径。这年春天，为了就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他毅然北上，先后在北平、邢台和天津从事医务工作。1941年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他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来到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他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他的名字“傅莱”这两个字，就是聂荣臻司令员按照译音为他取的。

　　傅莱进入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疗教学和战地救护。他工作热情高涨，很快就融入革命队伍中。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由于敌人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疟疾流行，傅莱也在打摆子，仍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向中医求教。他找到一套用针灸治疗疟疾的办法，又找来许多缝衣针，到作战部队试验、推广。后来他来到延安，在窑洞里用土法发明了粗制青霉素，挽救了无数八路军伤员的生命，被中国军民誉为“奥地利的白求恩”。

　　傅莱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2004年逝世，党龄足足60年，是中共“洋党员”里党龄最长的。我追寻着傅莱的足迹，从他在天津曾经工作过的医院到他居住过的小洋楼，从他战斗过的晋察冀到唐县他的墓前。他留下遗嘱，去世后的骨灰要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河北省唐县。仰望着他的半身雕像，一个熠熠生辉的国际主义英雄形象渐渐生成了，他成为我的儿童小说《小骨朵》里老斯的原型。

　　巧得很，我的母校天津耀华中学第三任校长赵天麟（1886—1938）也是一位抗日英雄，至今，校史馆门前矗立着他的雕像，展厅里他的手稿、他拟的校训、他勤勉校务的老照片，都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穿透历史风云，将那个民族危亡、烽烟四起的年代拉回到我眼前。

　　赵天麟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堂法科，1906年作为北洋大学堂首批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190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14年出任北洋大学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因抗议北洋政府通过校方镇压组织游行、罢课的学生，愤而辞去校长职务。1934年任天津市耀华学校校长。1937年，日寇侵占华北，日军飞机炸毁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致使大批学子失去学业。因耀华学校地处英租界，日寇不能袭扰，赵天麟顶住种种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征得学校董事会的同意，在耀华学校开设特班，招收失学学生1000余名，南开中学大部分教师也转到耀华学校任教。天津沦陷后，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赵天麟坚决抵制，邀请了一些校长、教师秘密集会，一致决定：各校仍然使用原教材，不更换日伪教材；各校抵制日本商品，不买日本商品；各校适当增加军训，抗日到底，不做亡国奴。他还多次将被日军列入逮捕名单的爱国学生保护起来，并通过英租界工部局向外输送，甚至送到抗战的大后方。赵天麟的抗日义举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引起日伪当局的极端不满，他们称耀华学校为“抗日大本营”，并称耀华学校地下室藏有枪支，几次要求进校搜查，被他严词拒绝，由此日本暗杀团便伺机对他实施刺杀。

　　1938年6月27日上午7时20分，同往常一样，赵天麟告别家人，与随身警卫从英租界伦敦道昭阳里2号（今成都道73号）家中出来步行上班。刚要出门时，赵夫人在后面叫住警卫交代事情，赵天麟便一个人先走了出来。刚走出不足百米，对面来了两个学生打扮的人。他们骑着自行车，行至跟前，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赵天麟连发数枪，赵天麟的胸部、腰部连中四弹，应声倒在血泊中。

　　我在耀华校史馆里久久地徘徊，心潮澎湃。突然，展馆中一个展柜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只一人多高的玻璃柜，里边展示着赵天麟校长在哈佛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穿过的博士服。袍子双肩撑开，就仿佛有个人站在那里，就仿佛赵校长就站在我面前。是的，战争已远，硝烟散尽，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以国际关怀的襟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正鼓舞着我们，就这样，《小骨朵》里的人物小骨朵、老斯、赵校长、店长爷爷和住在伦敦道的那些义气干云的天津人，便来到了我的面前。

　　过去的英租界伦敦道如今叫成都道，我的家与它只隔两条街；当年小骨朵跳房子的马路，现在印着我来来往往的足迹；小骨朵跟爸爸妈妈看马戏的民园，现在是我清晨散步的所在；从我家走不足一千步，便能来到傅莱故居。每天，每天，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沉浸于红色血脉鼓荡的激情中，我的写作是完成一个心愿：还原真实于故事之中，让作品更加厚重、可信；以真挚动人的亲情、友情，让故事更加触动人心，回味悠长；让童年之花于硝烟中绽放。希望我的创作能承载起抗战先辈赵天麟和傅莱的初心，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红色的种子。